一、导言 发展政治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城邦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讨论和对它们变迁原因的探究(燕继荣[主编]，2006：前言)。当代政治科学范式下的发展政治学不仅关注政治发展的动态过程本身，还关注政治发展与可能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兴起受益于二战后对新兴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从而步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的问题的关注(燕继荣[主编]，2006；曾庆捷，2018)。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殖民地独立、革命、民主转型、民主崩溃、经济危机、内战冲突、全球化等现象，为关注政治发展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和广泛的议题。发展政治学一度与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议题产生了重合(Hagopian，2000)。同时，在政治学之外，新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与发展政治学形成了互动和共同发展的态势。 作为一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学科，发展政治学被纳入国内外政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根据笔者的搜索结果，美国新闻杂志(US News)政治学研究生项目位列前20名的美国高校政治学系中有19所开设了“发展政治学”的研究生课题，不少学校还开设了数门相关课程，例如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开设了“腐败、经济发展与民主”(Corruption，Economic Development，and Democracy)、“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国际援助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学”(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等研究生课程。①在笔者攻读博士的院校和目前工作的大学，发展政治学课程也都被列为研究生必修课程。在最近十五年，国内政治学界也涌现了多本质量较高的发展政治学专题教科书，例如2006年由燕继荣主编的《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2018年由曾庆捷所著的《发展政治学》。2021年由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的《比较政治学》一书共有十六个章节，其中九个章节的内容与发展政治学直接相关(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2021)。 然而与比较政治学这样具有明确核心议题和概念(例如国家、选举、政党、政治参与等)的领域相比，发展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似乎更为模糊，这对设计一个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发展政治学教学大纲提出了挑战。笔者下载了几个上文提及的美国大学政治学系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发现其在议题、阅读文献、方法取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点：首先，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变化中的现象和过程”。学界关注的热点会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化而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议题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而有些理论则不断被新出现的证据所证伪。此外，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压力、政策需求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研究议程。其次，发展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交叉的一个领域(例如解释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最初由社会学研究者提出)，这些相邻学科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同样在快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发展政治学。第三，政治学自身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比较政治学领域为例，计量经济学、实验研究、大数据等方法逐渐取代历史分析、案例比较等传统方法，研究的范式也从宏大的理论叙事建构转为更为微观的假设检验。 这些特征对设计一个涵盖发展政治学学科发展脉络、知识体系、主要议题的课程大纲提出了挑战。主要的张力在于如何平衡学科的经典理论和不断出现的前沿研究，以及如何取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带有时代特色的话题。本文通过尝试梳理“政治发展”及“经济发展”这两个发展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及其决定因素的有关文献，构建一个理解该学科主要概念与观点的体系。同时，本文也想说明，尽管发展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学科，但学科的核心概念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发展是否就等同于西方化？是否存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衡量发展的标准？这些问题尚需研究者深入思考。 二、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核心观点为，结构性因素(诸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②)将导致个体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进而导致宏观政治制度的变化。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Hagopian，2000)，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代表性学者也是社会学家(Lipset，1959)。最初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基于简单而又符合日常直觉的跨国比较，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③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尝试通过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更微观的数据为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这种努力直到21世纪仍在继续(例如，Inglehart & Welzel，2005)。 与现代化理论巨大的影响力相伴随的是对其的批评。现代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变迁视为个体行为及价值观变化的加总，而这一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认为，个体偏好的简单加总未必一定导致集体选择的变化(Olson，1965)。在同时期出现的将阶级作为政治转型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质疑的一种不完美回应(例如，Moore，1967)。随着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制度等非市场决策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开始从实证角度思考制度变迁。例如，巴罗(Robert Barro)关于教育对民主制度诞生的影响的研究(Barro，1999)在微观机制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但更多的实证研究则是考察民主制度本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Hall & Jones，1999)。④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诞生的前提，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又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人们不禁会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根本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