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文献与问题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的激烈讨论，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已经从学科建制的“形式”发展到政治知识认识论的“内容”。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富创新、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把这些原因和道理归结为对西方的移植、验证抑或中国的“特殊”“例外”，都会低估中国经验的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因此，向世界提供描述、分析和阐释具有后发国家特征的国家建设道路与现实经验的普遍化知识，并把这种普遍化知识变成知识体系，以适应中国学术自主的时代需要，是中国政治学的使命。①

      政治与学术，如影随形。百年前随着中国政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治学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经过百年演进，已经进入自主发展阶段。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发展，如何解释百年来中国政治的转型，进而言之如何理解中国，都需要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状况进行文献综述与议题分析。本文旨在综合与分析现有的政治学史研究资料，归纳其存在的问题，为后期研究提供知识基础。

      文献综述有两种写法：第一，建构一个涵盖该领域主要指向的分析维度，并提供大部分的文献资料，它像一张研究地图，供人按图索骥，但是在分析深度上有所不及；第二，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重点分析与评论，其不足在于研究地图并不完整，视角探照灯之外的重要文献可能会视而不见。作为史学研究之一途，本文综合二者，以“百年来政治学史”为关键词，在张力性议题的范围内，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整理并检讨该领域的多学科研究文献及其研究面向，并在文末指出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得失与未来方向。

      一、政治学史研究：学科视野或张力性议题

      研究政治学史，首先需要界定何为政治学，何种文献必须纳入到政治学史的研究领域之内。换言之，需要建构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学科概念。倘若我们认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之滥觞，那么，政治学就不仅是近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特定研究领域，前现代的政治研究与政治知识亦为政治学之学科内容。政治学的学科界定实质上蕴含着如下张力性议题，之所以是张力性议题，是因为它们并不预设结论或假设价值判断，不以某种特定的学科形态为评价标准。打破政治学界的现有学科认知，这些张力性议题可以作为政治学史文献述评的指向。

      (一)政治学：政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首先是“如何理解政治知识形态”的问题。迄今为止，以欧美历史经验为核心的政治学具有三种历史形态。最为浅近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大学系科为代表、以专业化发表为特征的政治学，也称为狭义的“政治学”；稍为放宽历史视野，是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谓的形成于19世纪末、以欧洲为主体的现代学术分科的政治学，它以现代国家的知识论证为其历史任务；最为久远的则是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其滥觞，实则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奠定了古典政治研究的伦理传统。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超越地域性历史经验的窠臼，从任一共同体的当下着眼，那么我们会发现，作为政治生活的知识论证，政治学像其他知识一样，具有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二维属性。政治知识的传播甚至比生产更为重要，因为政治知识的生产与演进需要数代之功，而政治社会化的知识传播却发生在日日夜夜，政治知识不能掌握现实的人，也就无法成为实践知识，无法发挥其实践性知识的社会政治功能。以此而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说，作为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政治学形态，分作三种模式：侧重政治知识的专业化生产、侧重政治知识的传播、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并重。这三种模式并非封闭、独立存在，毋宁说，这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代只是程度多少的差异，一般而言，政治转型或突变期的大众性知识传播更为重要，因为共同体的社会化与价值内化更依赖于知识传播而不是专业人士内部的知识生产。

      因此，政治学的学科形态不必固执于现代美国政治学聚焦于专业性发表的唯一标准，从政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双向维度界定政治学及其学科形态，能够最大程度地涵盖或发掘现有文献，这也可以把19世纪末德国政治学、早期美国政治学关注精英培训、大众政治教育等政治社会化领域及其历史经验涵盖进来。

      (二)议题：政治与学术的互动

      现实政治为政治学提供并限制着研究议题，同时，作为知识形态的政治学也通过其专业概念及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决定着其“去政治化”的论证。政治学研究对象或议题的确立，还受到研究者个人偏好尤其是时代性地域经验的限制，而非普遍性客观存在。《政治科学新手册》②中，美国政治学界执牛耳者加布里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将政治学研究对象限定为政治制度，该书主编罗伯特·古丁(Robert e.Goodin)、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Hams-Dieter Klingemann)却将之放宽为“社会权力”，历史往前追溯，华勒斯坦认为现代政治学滥觞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证，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把视野置于整个城邦或人类共同体。之所以政治学的议题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客观上是因为研究者所处的地域共同体的政治进程的时代设定。20世纪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自然使国内政治以政治制度而非以合法性辩论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中心议题，权力作为现代性国家的理论表达，其多元形态也使社会权力成为研究议题；19世纪末的世界尚处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建构时代，政治学议题自然集中于民族国家及其政体形式的论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尚未有民族国家之经验，自然以“共同体的善”作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