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2.01 在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中，人们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对立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治理理论层面上，有的论者更将其认作要么是西方的国家最小化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理念，要么是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群众路线政治传统。同时，论者大多简单接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的共识，即认为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必将消失，被产业化农业和城市化所取代；那样的共识其实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无疑将较长期继续存在。 本文试图指出一条不同的综合和超越过去的两大经典意识形态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也是一条综合和超越两者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其关键不在西式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无为国家”(laissez faire state)，也不在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体系，而在一条超越性的、介于(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以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 由于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现代化典范，中国过去长期受困于要么过度拒绝西方，要么过度模仿西方的困境，如今则已经进入更自信的新型综合性视野和超越性愿想。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向全球提出新型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支持。在治理模式方面，今后也可以迈向类似的综合性视野及超越性愿想。 中国早已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现代的两面性——优良的自由民主理念和丑恶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实际；认识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无为”的国家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个理想化的虚构，过去其实多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全球霸权主义的说辞和自我正当化。同时也明确，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放弃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必须形成的富强国力和国家机器①。 中国在实践之中更认识到，“市场经济”其实不一定要像新自由主义建构那样，与无穷逐利的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相伴合一，甚至将三者当作相互通用之词。中国在实践中已经将三者拆开，提炼出其中至为关键的真正洞见：平等互利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协助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加上了来自中国自身经验的、将国家角色聚焦于贸易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推进没有资本霸权的、附有国家积极带动和参与的平等互利贸易。由此得出强国家+市场经济、公有+私有经济体系的实践道路②。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更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推广更蓬勃的城乡贸易的设想。倡导者也许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当代之前的城乡贸易其实并非亚当·斯密所看到和概括的城乡(以及国际)间的平等互利贸易以及其所导致的螺旋式发展，而是在严重农业内卷化以及巨大“城乡差别”下形成了“畸形”单向的、榨取远多于平等互利的贸易。正因为如此，中国更需要大力推进其“战略规划”所设想的贯穿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平等互利贸易，扩大国内市场和内需，建立更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进而聚焦于中国治理模式的过去和未来，从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的双重角度来探索新的概括和道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将综合平等互利市场经济和国家领导和参与的战略，也用于城乡之间的关系，借此来推动中国乡村的振兴③。同时，探索一条以人民参与为中心的超越性发展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也不同于中国革命经验中的“群众路线”道路，而是一条综合与超越两者的，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其核心在于借助国家与人民二元互动结合的巨大能量，来推进国民经济和治理体系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既非民主主义，亦非群众主义 首先，我们要将人民参与区别于民主主义。民主的概念一般是一个相对(君主)政府或国家、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和理念。它设定要限制政府/国家的权力，建立被理想化为不干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无为”国家，坚持最大的个人自由乃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由此宗旨而衍生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要凭借民主代表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执法的司法机构来限制行政权力。 我们要明确，西方的民主主义所理想化的无为国家不仅不符合西方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中国的现当代历史的实际和需要。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或支配下，一个后发展国家第一必要乃是富强的国家机器，那样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在被侵略、被压迫、被支配的客观实际之下，西方主流的无为国家理念只可能更进一步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器。追随西方(特别是英美)那样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话，后发达国家只可能长期继续被置于受外国支配的实际之下，最多只能希望达到唯老大哥是从的次级国家的地位。这是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业已经历的历史，也是如今的“新”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含义④。 同时，我们也要将本文主题中的民众参与同“群众主义”和“群众路线”区别开来。后者是中国在革命战争中成长的一个传统。其原先的设想无疑带有一定的传统民本、现代西方民主，乃至于本文所谓的民众参与成分，当然更是革命党的、动员民众来推翻旧专制政权而建立新的基于人民的政权的要求和方法。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它是一个遵循领导远多于其自身主体性的群众。这是来自革命客观环境中，由少数的先觉、先进分子领导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传统和习惯，并因此导致了诸多由上而下的概括和用词，——譬如“发动”“动员”和“组织”群众，并在“群众”间区别其中的“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那些在革命过程中的普遍用词都源自由上而下的视野和态度。在革命与抗战的双重客观环境下，几乎必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