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是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选择，也是其根本措施。制度创新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力度与成败。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已经发现，单纯在经济领域无法确立起久富冲击力的崭新制度，无法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因而，在进行了五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之后，再进一步思考深化改革的问题，必须持系统、综合的观点，而首当其冲的是经济与政治变革的配套衔接。经济变革需要政治变革的辅佐支持，政治变革需要经济变革的支撑渗透，并从经济变革中寻求原因动力。 本文试图就政治变革的制度前提，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所应持的政治价值导向，市场经济的价值通则在政治领域的引入等问题作粗略论述。 一、在专制国家里不可能实现政治的革命性变革 国家产生之后的政治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政权政治的历史，而非社会政治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失衡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政权与社会的较量中，政权始终占着上风，是政权操纵着社会，而非社会控制着政权。代价是掌握政权的人成为社会的贵族，政权成为小部分人手中的玩物，特权和专制肆行，社会变得微不足道。这种政治生态的破坏，必然导致一系列政治悲剧的发生。 就政权本身而言，悲剧产生于自身性质的异变。政权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与功用在于其公正地管理社会事务，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要求有一种代表公众的权力，作为调节公众利益、满足公众需求的平衡器。政权从本义上讲，是属于本辖区范围内全体民众的，它的出现和存在并不必然要专属于一部分人，也非必然要与另一部分人作对。但这种类型的政权，在阶级统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权力主体，或是一个贤者，或是一个家族，或是一个集团，而不可能真正属于社会大众。既然如此，政权之争就在所难免。政权性质的畸变，必然导致这样一个逻辑：谁率众推翻了旧政权，谁就是下一轮政权的当然主持者。“打江山可以坐江山”，这样一个貌似公正合理的理论实质是犯了大前提错误的判断，即把政权当作一种私有物。它愚弄了一代又一代人，致使一些统治者依据它而对自己的地位心安理得，而普通民众则为战胜者高唱颂歌。政权，在人们心目中既然是一件战利品，自然就可以随意处置。这也决定了在专制的政权体系内无法实现真正的革命性变革。 奴隶制、封建制的历史，在政治上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而这些战争尤其是起义和政变大都是围绕着政权而展开的。在位的统治者由于认识不到政权的真正属性，因而，任意地挥霍它、损坏它，最终受到报应。于是新的一部分人通过斗争夺取政权。这一部分人夺取政权后所想到的也不可能是恢复政权的本来面目，而是和他们的前任一样，做着发政权财的梦，忙着满足私欲、中饱私囊。他们中的少数人尽管也把眼光放在了安民的事业上，但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多是以恩赐和施舍的被动形式而出现的。即使是一些真正有远见卓识的人，终究也无法校正本集团的巨大的惯性力，他们或者逐渐被同化，或者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历史上，试图进入掌权阶层的人，就单体而言，除世袭者外，大致可划归如下三类：胸怀大志者，他们具有极强的控制欲，而且大都韬略在胸，掌握政权自然是实现宏图远志的最好选择；野心勃勃者，这类人同前一类有些相似，都是以主动的心态和形式夺取政权的，不同的是，这类人往往以权力为最终目的，一旦掌权，也把主要精力用在弄权上；第三类是以被动的心态和形式而掌握政权的，他们是被统治者或受压制排挤者，惨苦的生活和屈辱的地位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时势把他们推向政权的顶巅。究竟采取何种统治方式，与他们的出身并不直接相干，尽管不能说没有影响。本身就处于统治者阶层的人一旦掌握最高权力，其重蹈故人覆辙的可能性自然很大，即使是出身微贱的人，一旦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意识和思维也会向着他们原来所痛恨的那个“范畴”滑去，这是由他们本人对政权属性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当然，他也无法跳出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 对政权的误识当然也要受到政权的惩罚。这种惩罚最终都体现在政权的不稳定上。剥削阶级政权意味着自产生之日起就为自己选定了对立面。因而，尽管一部分人伴随着新政权的成立而兴高采烈，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从这个政权成立之日起就对它恨之入骨。这个政权用自由和政治地位等收拢本集团的成员，而用专政和强制来对付敌对者。这种划分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任何强大的政权，如果以压制和镇压别人为目标，则注定有稳定之虑和冒失败之险。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乱到治，治中有乱，乱后有治的历史。王朝更迭如云，社会纷争如烟。有的王朝在纷乱中维持几百年，而有的王朝则如过眼烟云。 当然，在主观上，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秦嬴政试图使自己的统治从始皇到二世到三世直至无穷，正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图的典型表现。在旧的国家，一个人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其生命的内涵便少得可怜，在他的心目中，最神圣、最有意义的，只是权力。权力可促使他做一切事情，可以忘恩，可以负义，可以采取一切他能想得出来的手段。特殊的地位，使他们的心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态，他们往往对周围的人采取一种过份提防、戒备和不信任的态度。 共同的利益使专制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一个密切的网络，最高统治者既统帅着这个网络，又被这个网络推着走。这个网络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越结越密，越结越实。这个网上的任何一个成员包括最高统治者都不得违犯这个集团的利益，当然更不能背离它。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后继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想让自己的地位稳定，便只好顺从这个集团，匪然，则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一个政权统治的越长，变革也就愈难以进行。事实上，即使他们中有的人具有变革的意图，具有很高的才智，也不敢轻易地释放出来，他似乎并不是代表自己而活着，也无法真正作为自己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