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5-0005-12 在政治学领域，或许没有任何一门分支学科像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样，有着如此强烈的学科意识与扩展学科话语权的自觉，以至于如何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例如，在中国知网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篇名检索2019年的文献，可以检索出13篇，而以“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同样的检索，则只能检索出1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们的这些努力，彰显的不仅仅是这门学科的自我反思与扬弃精神，更蕴含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最终折射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困境。这种困境，既是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时的危机隐喻，也是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在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的思想表达，更是现代中国在面对未来维度时的审慎自省。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的重要叙事方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可以说，在中国，如何建构、叙述与表达中国政治思想史，早已超越了认识论与知识论等学术问题，既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传统、看待当代以及看待未来的问题，也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看待他者以及如何建构两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诞生近百年的时间点，重新梳理与回顾这一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审慎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故事，既是这门分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建构一流的中国政治学的必然要求。① 一、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困境 1922年春，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创建，至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研究内容上，既有诸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样经典的教材与通论，也有诸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样的长篇力作，至于诸多特定时代或者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是灿若星辰。诸如冯天瑜对明末清初思想家思想的挖掘，任锋对治体论的探讨，章永乐对康有为思想的关注，罗志田对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许纪霖对20世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剖析等，都是这些研究中的典范。在研究主体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是百家争鸣。除了大陆学者之外，海外学者往往构成了研究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具体的研究成果方面，还是在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拓展方面，他们都贡献颇丰。余英时对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研究，列文森关于儒教中国的研究，张灏关于传统中国幽暗意识的研究，王汎森对章太炎思想的研究，汪荣祖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沟口雄三关于中国的公与私的研究，都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在研究范式上，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历史学范式为主到今天的政治学范式、经学范式以及历史学范式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样是百花齐放。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实际上，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依旧感觉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着某种隐喻。这不仅仅是由于传统中国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思想史”，也是由于即使在西方各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一般也只有“政治思想史”，而并没有以该国冠名的某国政治思想史。故而，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既源于传统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的系统入侵而给精英阶层带来的焦虑感与危机意识，也与一种从历史中发现智慧的历史主义情结息息相关，但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自我追溯和确认带来的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重困境。 (一)学科身份困境 从学科身份上看，虽然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并且将之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群体来源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生招生与学科发展，很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都贡献了智慧。这种悖论，其实彰显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身份困境。正如杨阳所说，“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初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②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学术资源、学科边界、学科属性以及学科的概念、内容体系和思想谱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模糊性，也容易引起争议。如上所述，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贡献甚多的海外学者大多数属于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其中历史学领域最典型的包括余英时、张灏、汪荣祖以及王汎森等，哲学领域最典型的是贝淡宁(Daniel A.Bell)，我们却很少看到海外纯粹的政治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有较好的建树。同样，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的学科来源也是高度多元化的，梁启超、刘泽华、吕振羽等人都出身于历史学，而陈明、曹德本等人则出身于哲学学科。这其实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学科边界困境，换句话说，这门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历史学，抑或是哲学？此外，在国内教材方面，我们也能窥见这种困境。传统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政治思想”典籍，更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清晰的思想与学术谱系，即使是政治思想较为浓厚的经学与子学，其内容也涉及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乃至法学与经济学等。因此，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其早期内容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中国的各种典籍中，按照他们自身对政治思想的理解整理编辑而成，而其体例往往是传统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杂糅，这样一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存在着先天的学科边界模糊的困境。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单列专门的各章讨论“寝兵运动”“教育问题”和“生计问题”，③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专门列章节讨论“儒家的经济与财政理论”，④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些内容似乎跟政治思想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三者之间不仅在内容体系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在写作方法、价值立场、核心概念和语言风格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虽然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有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但其核心的内容体系往往是一以贯之的，很少出现像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样明显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