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6-0063-07 “政治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政治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而且更在于其实际应用价值。”[1]这不仅是对政治学学科本质的深刻阐释，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政治学与西方一些具有浓厚经院学术色彩的政治学流派间的功能差异。强调政治学理论的演进与服务政治实践的指向相互呼应、彼此交融的治学之道，源于中国政治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宝贵精神遗产，而衡量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最关键的指标也恰恰在于考察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繁荣程度是否与其服务实践的能力水准充分匹配。理论创新的前提在于超越性思维，而其动力源泉则在于服务实践。我们明确地将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作为核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保持对于现实政治的高度观照，遵循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一条学术创新与政治发展交相辉映的中国理论创新之路。 一、在反思与超越西方理论中争取学术话语权 毋庸置疑，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当中，政治学是具有特殊意识形态属性的。“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学都需要借助于自己的话语和话语体系，传播自己的价值和主张，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本民族能够理解和掌握的话语体系，‘零距离’地资政育人。”[2]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学人，无论其自身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其意见表达和理论创造进入公共空间，其思想就已经有机地融入了话语权之争当中。进入后冷战时代，西方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发展相对放缓、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仍能基本稳定地维持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硬实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同时也缘于西方理论界、文化界仍然掌握着强势的话语权。不改变这种学术话语权竞争上的被动地位，即便以本土素材为西方理论求证的研究成果再丰富，也只能给后发国家带来虚假的学术繁荣与确实的政治衰败。正如有学者指出：“(芝加哥学派)训练出来的拉美国家的人，常常回到自己国家担任政府要职和智囊，按照这套经济学理论去发展经济，结果可想而知。”[3]经济学的研究是如此，政治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 政治学领域的学术争鸣，往往连接着对于现实改革发展的不同指向，但凡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政治发展在质量、规模、范围、进度等方面都成绩斐然，而且其所内涵的民主发展导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民主建设进程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进程之间的兼容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现代化过程带来动乱”的后发国家民主建设魔咒。然而，时至今日，那种有意无意地借用西方理论的基本预设与概念，将中国天然设定为“落后于西方/世界的，需要改变的对象”的情况仍非鲜见。对此，除了需要对那种“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4]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进行更彻底的批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土政治学研究进行反思，看看我们是不是不自觉地成了“转型范式”的注释者。 鉴于此，中国本土政治学创新发展所需实现的首要目标，就是逐渐告别学科复建之初“追踪—回应”西方主流理论的学步阶段，“反思、批判和扬弃我们头脑中已经被灌输而且已经内化的观念”[5]，警惕“有学术而无思想”的风险，抵抗住依赖西方理论简单阐释中国实践的诱惑，转而致力于全面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和话语体系。具体而言，这种基于反思与超越意识的创新发展应体现出三方面的内涵。 1.善于辨析西方理论中以重要概念为核心的知识体系 “知识生产中的先占原则，使得西方学界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某些定义权，他们对中国政治进行了偏颇的定义。这些定义甚至被当成‘唯一原则’，对人们的认识长期发生着支配性影响。”[6]一个时期以来，本土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低估中国政治发展成就及其世界意义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仍然依赖于西方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例如，在传统的西方政体思维下，“流行的政体理论以及其背后的政体观很多是现代政治科学产生以后的遗产”[7]，相应地，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并常用的“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及其系列衍生概念都潜含着对于非西方的民主政体的价值偏见。如果不能主动扬弃这些概念，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所有国家都必然转向“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预设，就必然失去对各国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进行更科学的比较评判的学术敏感性。因此，一些学者尝试发现存在于中西方政治思维中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更适于描述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新概念的做法，无论其学术成果是否能立刻取代西方元素的地位，都是值得赞许和倡导的。 2.善于总结西方理论在非西方世界的适用性局限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套用西方理论的批评更多地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但这种防御性的回应态度在本质上并没有跳出对西方理论“先进性”不证之证的束缚，因此也就往往难免于“中国例外论”之讥。我们有必要把对西方理论适用性的反思引向对其固有局限性反思的更深层次，去发现和批评诸如“逻辑在先”的思维定式、解读非西方世界问题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自由民主“分权—市场化—私有化—个人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以及学术研究中学术繁荣导向与服务实践导向相疏离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性与政治性双重偏见的影响下，西方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很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概念、自负的预设、虚假的问题和妙而无当的研究方法运用的基础上，而且这类问题也会同样反映在西方理论运用于研究其他国家乃至西方世界自身问题的过程中。简言之，只有在逻辑上打破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学术与西方政治发展的简单认知，才能够充分论证“较成功地解决了西方问题的西方理论未必能同样成功地解决类似的中国问题，暂时解决了特定时段西方问题的西方理论也未必能解决更长时段的中国问题，而那些就连西方本身的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的西方理论当然更难在中国本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发挥作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