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世界政党政治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重塑期。在社会新形态、互联网新技术、政治新力量的冲击下，西方传统政党普遍面临着“发展困境”“价值困境”“组织困境”等多重挑战，其衰落的趋势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除了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社会思潮嬗变和政治制度蜕变等因素之外，诸多更具政治“意愿”、动员能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性组织”(competitive organization)正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崛起，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政党党员人数减少，社会动员能力下降，生存空间遭到挤压，政治影响力衰减。根据某些学者判断，甚至存在竞争性组织逐渐取代传统政党的可能。① 就学术领域而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西方国家政党衰落的成果较为丰富，②但这些成果或是偏重社会和制度层面的“结构性解释”，或是偏重传统政党建设的“内部性解释”，而将扮演传统政党“他者”的竞争性组织作为整体范畴和重要变量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某种程度上对“政治市场”中主体之间力量博弈和此消彼长的“竞争性解释”重视不够。因此，加强对竞争性组织的梳理研究，探析它们对传统政党的多维度“替代”性功能，不仅有助于评估和预判竞争性组织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潜在影响和重要意涵，为剖析西方政治制度演变和治理嬗变提供新视角、新路径，也能够为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和现实镜鉴。 二、西方政党衰落过程中的竞争性组织及其特征 本文把具备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能够影响西方国家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发挥并与之形成政治上的竞争性关系，进而有可能改变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格局的组织类型称为竞争性组织(competitive organization)。 (一)竞争性组织的基本构成 竞争性组织活跃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与传统政党存在竞争合作关系和渗透融合影响。根据不完全归纳，其主要包括：第一，部分互联网组织。即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展政治社会运动，立足于产生舆论影响和线上线下互动，获取社会关注、实现政治目标的组织，包括以互联网政治动员为载体的“亚政党”政治组织，如媒体政党(media parties)、虚拟政党(cyber party)③等。第二，部分跨国公司实体。某些能够直接渗透进入国家决策过程中、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的企业法人实体，包括一些直接演化为“公司型政党”的经济组织，如意大利力量党依托的费宁韦斯特集团、捷克ANO2011运动依托的爱格富集团等。第三，部分大型公民俱乐部。即某些以特定兴趣爱好和利益诉求凝聚的群众组织，不仅形成了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网络，并且能够通过政治动员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选举竞争，代表性的有美国枪支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等。第四，部分社会运动团体。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某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载体，包括争取黑人权益运动组织、意大利五星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第五，其他功能性政治组织。即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而成立、具有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政治实体，其中包括极端宗教团体、种族主义组织(新纳粹团体、极右翼组织)等。 (二)竞争性组织的基本特征 从宏观层面来看，竞争性组织属于西方政治中“院外利益集团”的范畴，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制度衰变的特殊背景下，其又具备一些与过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特性，成为传统政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一，结构灵活多样。尽管竞争性组织中包括多种类型，但是，“柔性”的组织架构、扁平化的内部管理、与支持者沟通顺畅的联系机制、互联网新工具运用能力和富有感染力、煽动力的领导人，④使得其在面对千变万化的政治形势时既能够大力延展、快速扩充，又可以临时收缩、保持精干，既有渗透性、扩张性，又有融合力、凝聚力，凸显出与传统政党组织“面貌”的诸多不同，也赋予其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能力。⑤其二，掌握丰富资源。竞争性组织类型分布广、涉及领域多、人员构成多元，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心理文化资源、网络资源和社会形象资源均比较丰富，具有其他多数组织难以比拟的资源聚集条件，并形成了某些时期向政党“输出”资源、影响决策、左右选举的复杂态势。例如，作为竞争性组织的公司型政党，既可以依托公司雄厚的商业资源，又可以充分运用民意调查和市场营销手段了解民意，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公关、选举专家、咨询专家等专业人士的作用参与竞选。⑥其三，参政意愿突出。过去，跨国公司、社会运动团体等竞争性组织往往不直接作为主导力量参与政治生活，而是通过传统政党，或者作为其“外围组织”提供政治资源、实现政治诉求，具有较清晰的“依附性”和“辅助性”。近十余年来，竞争性组织则日益频繁地“绕开”传统政党，改变“低调”的政治姿态，直接地、独立地发挥政治影响的意愿愈发明显，主体性特点更为凸显。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和捷克的安德烈·巴比什这两位“亿万富翁”都以他们的私人公司为基础创建了政党，并以此作为政治基础登上了政治舞台。⑦在“ANO2011”成立后不久，巴比什在被问到为什么要从政时充分表达了由商界转战政界的意愿，他说：“我是一名管理者(manager)。议会应该交给政治家，而政府则应该交给管理者。”⑧其四，政治影响趋强。由于突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参与政治的强烈动机，竞争性组织获得民众支持、影响大选结果、左右政局发展的影响力日益明显，呈现出与传统政党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令传统政党和国际舆论“侧目”。在初踏政坛之时，贝卢斯科尼就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自豪地展示出自己的商业履历，认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每一步都成功了，因此，在从政之后也没有任何失败的理由。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竞争性组织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引发关注，其特立独行的政治姿态和跨国联合政治行动成为影响地区局势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