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9)04-0027-11 一、引言:族群型政党的兴起及其研究 在传统的政治认知中,政党通常是与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联系在一起的,政党被看做为特定阶级进行组织动员与利益表达的代理人(agencies of classes)。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取得了高度共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党的经典定义是,“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本阶级的成员进行阶级斗争”;[1]西方政治学中对政党起源的权威研究,来自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与罗坎(Stein Rokkan),他们发现现代政党之间对立模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次革命催生出四条社会分野线:中心-外围、国家-宗教、土地-工业、所有者-工人。其中工业革命直接催生出近现代社会中地主阶级与新兴工商业精英、资本的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冲突,这两类阶级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直接体现,就是西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保守主义政党与自由主义政党的对立,以及自由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对立。[2] 然而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后发国家虽移植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受制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政党之间的竞争模式并未呈现“西欧式”的阶级分野,而是激发出国家内部的族群性,产生族群政治挤压阶级政治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中,以族群而非阶级为基础组建的政党纷纷涌现,比如非洲的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尼日利亚喀麦隆全国会议”(NCNC)、“行动小组”(AG)、“北方人民大会”(NPC)三大政党,就分别以东部的伊博人、西部的约鲁巴人、北部的豪萨人为动员基础;[3]亚洲的马来西亚在独立后组建的巫统(UMNO)、马华公会(MCA)和印度人国大党(MIC)三大主要政党,也分别以其国内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为动员基础(参见表1)。 冷战结束以来,很多中东欧国家也开始受到了族群问题的困扰,原先受到意识形态掩盖与压制的族群问题,随着自由化与民主化的浪潮而日益显现,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因国内族群意识的凸显而分裂。与此同时,很多西欧国家族群问题也日益凸显。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西欧地区的族群型政党就已经多达44个。[4]21世纪以来,受世界及区域范围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深刻演变的影响,西欧的族群型政党的“活性”进一步增强,诸多西欧国家甚至出现了严峻的族群分离主义运动,如致力于推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苏格兰民族党,于2014年发起了独立公投,在2017年加泰罗尼亚举行的独立公投背后,同样可以看到其族群型政党的影响(参见表2)。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族群型政党的兴起早已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特殊现象,而是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亚洲到欧洲、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以特定族群为基础进行组织动员的政党数量日益增多。这类政党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类型多样,涵盖的范围从最温和的只是寻求文化身份与利益分享的保护主义政党,到具有强烈分离主义倾向与目标的分离主义政党。族群型政党的兴起与发展对各国政治、区域政治乃至全球政治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某些持有强烈分离主义立场的族群政党,不仅给其国内的政治秩序与领土主权带来严重挑战,甚至可能引起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而造成地区性的动荡。 表l 二战后新兴国家典型的族群型政党
国家 | 政党名称 | 族群基础 | |
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时期) | 尼日利亚喀麦隆全国会议(NCNC) | 东部的伊博人 | |
“行动小组”(AG) | 西部的约鲁巴人 | |
北方人民大会(NPC) | 北部的豪萨人 | |
马来西亚 |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 | 马来人 | |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MCA) | 马来西亚华人 | |
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国大党,MIC) | 马来西亚印度人 | |
斯里兰卡 | 泰米尔全国联盟(TNA) | 泰米尔人 | |
内战前的斯里兰卡自由党(FP) | 僧伽罗佛教徒 |
表2 西欧国家的典型族群与地区性政党(2000-2017)
国家 | 政党名称 | 族群基础 | |
英国 | 苏格兰民族党(SNP) | 苏格兰人 | |
威尔士党(PC) | 威尔士人 | |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UP) | 北爱尔兰人 | |
比利时 | 新弗拉芒联盟(N-VA) | 弗拉芒人 | |
法语社会党(PS) | 瓦隆人 | |
法语革新运动党(MR) | 瓦隆人 | |
荷语基督教民主党(CVP) | 弗拉芒人 | |
西班牙 |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联盟(CiU) | 加泰罗尼亚人 | |
加利西亚民族主义集团(BNG) | 加利西亚人 | |
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 | 巴斯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