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新帝国主义论”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频频出现的一个概念。“新帝国主义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其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其理论特点和政策形态又是什么？本文拟考察“新帝国主义论”形成的历史起源和现实背景，分析“新帝国主义论”的本质和特点，评介关于“美帝国”及其政策的相关争论，并归纳和总结西方左翼进行批判的理论要点。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缘起 “新帝国主义论”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后任哈维尔·索拉纳的助手，负责欧盟的外交事务）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首先明确提出的。2002年初，库珀在他主编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出版的文集（世界秩序的重组：“9·11”事件的长期影响》中发表了一篇论“后现代国家”的文章，分析“9·11”的影响，全面阐述了其“新帝国主义”的理念。在该文中，库珀把世界分为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states)和后帝国及后现代国家(postimperial,postmodern states)三种类型——前现代国家即前殖民地国家，是“失败国家”；后现代国家即欧美发达国家，是不再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的国家；传统的现代国家即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仍然遵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的国家。由此，库珀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倡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即“后现代的帝国主义”。他主张，后现代的“新帝国主义”应以双重标准对付旧式的现代国家，即“在我们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在丛林中与人打交道时，我们也就必须遵守丛林法则”，并声称要使用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和一切与这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自私国家”打交道的必要手段。同时，他提出以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对付前现代国家的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比如西方对付阿富汗。（注：Cooper,Robert,2002.） 2002年4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以《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为题刊登了此文的摘要。库珀的基本观点是，当今时代作为后现代国家典型的西方大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应习惯于双重标准的理念，可以不必遵循国际法，不必经过联合国授权就动用武力。（注：Ibid.）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帝国主义论”不是由美国右翼理论家提出，而是首先由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法国左翼人士达尼埃尔·韦尔内指出，库珀提出的是一种“后现代帝国主义”，他把欧盟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是一个容纳了自由与共同安全的“协作帝国”。这种“后现代帝国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所表现。韦尔内认为，科索沃战争时期英国首相布莱尔所支持的以维护人权为基石的“新国际主义”，就是“后现代帝国主义”的早期形式。然而，库珀的分析对美国同样适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的自由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种帝国主义通过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重建的政府，兜售美国的理念，将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奉为救世主加以推广。美国的后现代帝国主义可以表达为“自由主义”，（注：达尼埃尔·韦尔内，2003。）也就是说，库珀提出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后现代的帝国主义”的理念，在实践上渊源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主政时期发动的、未经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是为当年强调“人权大于主权”的“人权帝国主义”（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坶(Eric Hobsbawm)谈美国的“人权帝国主义”和欧美关系，转引自殷叙彝编写“没有权利的权力”，见《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1期，第28页。）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提出的新的合法性论证。在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伴随着美国地位的上升和西方对这一战争的普遍支持，“新帝国主义论”陡然升温。2003年后，“新帝国主义论”已迅速演变为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策实践，而与之相关的“9·11”后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则使“新帝国主义论”备受关注，这也是“新帝国主义论”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几个月受到持续热炒的主要原因。 二、“新帝国主义”的含义、性质与概念辨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已是一个铁定的负面字眼，西方大国的统治者惟恐避之不及。然而，综观目前西方人约定俗成的用法，当今的“新帝国主义论”显然是一个褒义词。新概念意在颠覆传统的帝国主义定义，用以区别臭名昭著的旧式帝国主义。（注：关于新帝国主义概念对传统帝国主义贬义的颠覆和修正的分析，详见美国《每月评论》2002年11月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文章：“重新发现帝国主义”。） 那么，“新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所谓“新帝国主义”是指涉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库珀本人说：“虽然具备实行帝国主义的一切条件，但是对帝国主义的供与求却早已枯竭。但是，弱国仍需要强国，强国则需要有序的世界。有序的世界是一个能带来稳定与自由的、有效率且得到良好治理的世界，是一个对投资和增长开放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为当今这个崇尚人权和普遍价值的世界所能接受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带来秩序和组织，不同点在于它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注：Cooper,Robert,2002.） 无独有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主笔、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2年3/4月号上发表了“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一文，全面论证“新帝国主义”的价值意义及其合法性。他说，过去动乱国家和恐怖势力给受威胁的大国造成真空时，大国拥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即帝国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方式已不可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帝国之后，有序的社会现在拒绝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失序的社会。然而，当失序在贫穷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危险性时，这种反帝的制约越来越难以维系。经验表明，非帝国主义的选择，尤其是外国援助和各种国家建设的努力并非完全可靠。由于有了经济援助，民主化的努力已在一些有希望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但是，在一些“最顽固不化的国家”，国家失败造成了出口动乱的威胁。富裕的世界日益认识到其利益受到动乱的威胁，然而它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布什政府难以抗拒地趋于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他还说，帝国并不是有计划的。原始的美国殖民地开始是作为出乎预料的英国宗教纷争的副产品。今天，美国甚至会成为一个更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他为“新帝国主义论”进行辩解，认为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美国通过帝国主义的手段向这些社会贯彻民主和自由原则是其不得已的选择。（注：Mallaby,Sebastian,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