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2-0064-14 一、施米特：一个霍布斯主义者？ 施米特(Carl Schmitt)最为人知的论点，便是他对“政治”(the political)的界定：政治即划分敌友。人类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的世界，那是因为：“敌人”总是一个事实性存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敌人的坚实可能性”。而“战争，就是敌人的显现形式”，“只要敌人这个概念仍然有效，战争便具有现实的可能性”。①人类不能摆脱敌友划分，这也就意味着，人类无从摆脱战争。施米特强调，敌友划分的政治状态，是被战争所决定和支撑的：“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是主导性的预设，该预设以一种独特方式决定了人类的活动与思想，并因此创造了一种全然是政治的行为。”② 可见，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状态就是一个充满战争与战争之真实可能性的状态。在《政治的概念》一著末尾，施米特告诉他的读者：尽管这个世界总被涂抹出一片太平盛世前景，人类却永远是“服务于现存的敌友划分，抑或新出现的敌友划分，而不能逃离政治的逻辑”③。人类世界永远存在着“肉体杀戮的真实可能性”，存在着“战斗的永远的当下现实性”，“作为一个事实，人类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符号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④基于这个事实，人类无法逃避政治的逻辑，任何试图对其掩盖、否定甚至干脆宣布“政治”终结的论说，都实则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参与政治。 从施米特主义视角出发，“全球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论题，比它更底层与基础性的“全球和平”论题亦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地球，将是一个没有敌友划分的世界，因而也将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而施米特对于这样的世界明确地持以否定看法：“那种拥抱整个地球和所有人类的世界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⑤朋友、敌人、战争三位一体(即“政治”)，构成了施米特笔下人类世界的终局。在这样的世界上，唯有拥有“发动战争和公开地部署人民生命的可能性”⑥的巨大权力的总体国家(total state)，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实体。施米特强调，这并非他本人提出的论点——他自己严格地追随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⑦的论证，即：人们对国家的服从，正是因为后者能在肉体杀戮的状态中有效地保护前者。施氏甚至宣称：“‘保护与服从’乃是国家的第一原理。任何一种尚未系统地理解这句格言的政治理论，均只是一个不充分的碎片。”⑧而在施米特眼里，霍布斯“诚然是一个伟大的、系统性的政治思想家”⑨。 然而，我们首先要追问：施米特真的如其所声称的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么？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细致分析霍布斯与施米特的关键性差异。本文提出的第一个论题便是：尽管施米特所描述的政治状态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极为相似——皆充满战争和肉体杀戮，施米特的总体国家也和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国家极为相似——皆有高度极权化倾向；但在立论的出发点上，霍布斯恰好与施米特完全相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霍布斯是现代“永久和平”论的第一个拥护者。 施米特不吝笔墨地强调“每个人在符号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而霍布斯则恰恰相反，明确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渴望和平者”。⑩在霍氏这里，自然的指令就是要寻求和平。自然法即“和平章程”(Articles of Peace)，“第一与基本的自然法”便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11)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不是充当人类谋取利益的直接指南，而是向人们昭示了应该避免什么。从自然状态中唯一可得到的补偿，就是人们有可能摆脱自然状态。为了确保自我保全的权利，“自然”要求人们寻求和平，或者说，所有自然法或道德规范都旨在建立和平的环境。“显而易见，永久的战争与人类的保存或个人的保存是多么地不相容。”(12)政治的问题，就是统治权力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发挥作用，才能最有效地保障和平与安全。 在霍布斯这里，每个人对每个人战争的自然状态是政治哲学研究的起点，而探寻和平是研究的目的，利维坦国家则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利维坦国家之所以是必需的，正是因为在霍布斯看来，在人类的世界中和平是全然能够获得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特别注意到：《利维坦》一书的别名乃是《国家的质料、形式和动力》，却唯独省略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目的因，“实际上，他把目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以视野中的目的(和平)来分析人性与人类事务并通过这个方式揭示开端的”(13)。 霍布斯并没有在和平的秩序之外过多言及更高的正义秩序。在霍氏这里，不违反契约即为“正义”(即第三自然法)，因为守约对于求取和平来说是必要的。(14)霍布斯主要把重点放在否定性价值(摆脱肉体杀戮的自然状态)而不是肯定性价值(肯定某种特殊的政治价值，如民主、宪政)上，和平便成了其政治哲学所致力寻求的对象。霍氏之后的现代政治哲学，往往在什么是正当秩序或正义秩序上不同于霍氏的利维坦方案，但在和平这一更基本的层面上却大都追随霍布斯，以推进他那“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的理想。其中最为重要的发展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罗尔斯(John Rawls)接续康德所提出的“民主和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