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学新维度”，其实也就是要讨论政治学是否需要新范式变革，我这一二十年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实践智慧”及其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中的严重缺席。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回到政治之为实践知识的原点，做类似现象学还原的工作。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政治大国，层层累积了世界史上最为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这理应成为巨大的资源与宝藏，但我们却是政治学的侏儒。现有的来自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仅无法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而且二者处处不通。这样一个巨大落差，让我们思考、反省，需要有政治学新范式的出现，才能使新政治学真正与当代中国政治相匹配。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职分所在。 一、政治之为实践知识：治道与治术一体 首先我们要重新理解政治是什么。政治乃是一种实践知识，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将世间知识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知识，像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是确定的、规则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知识，这就不是简单的规则，而是“只存在于运用中”，“只存在于实践中”，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学习、领会的，政治与艺术、道德等都是实践知识。① 毛泽东1930年在我的家乡江西寻乌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来专门批判教条主义。无独有偶，三十多年后，西方的欧克肖特也深刻批评当代政治是书本的政治，指出其外在显著特征是：“不仔细遵守书上写下的东西就会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政治家。”②看来书本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之通病了。脱离政治实践而抽离出来的政治学是书本政治学，欧克肖特批评的对象是当代西方的书本政治学，而今天中国的书本政治学的一套规则更是来自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比欧克肖特当年批评的还更是转了一手。这样的书本政治学是不及物、虚假的，若以此来变相指导中国政治更是有害的，会导致中国不自觉地丧失自己原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能力。 清代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提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而是因事立教；论及器与道的关系时，认为不能离开器来言道，而是即器存道、道器合一。中国历史上的三代尤其是周代王官之学是掌握学问与执掌制度的高度合一，当时不存在脱离具体政治制度的抽象的道，道统没有办法单独从治统、从具体的政治中抽离出来。章学诚认为当时是治教合一、官师合一，也就是道统与治统合一，没有在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教。③三代以后历史形势发生变化，道与器、治与教、道统与治统才不得不分离，这带来很多弊病。章学诚提出的理想状况是在合适的历史条件下，二者能再度合一。我认为现代性对于现代中国政治带来的是章学诚意义上的第二次大分离，政治学正是在此脉络下的表征。 道统与治统，道统被大家谈得多，但我想着重谈治统。治统分治道与治术，中国是道、术连在一起，道通过术来呈现。术并非低级。中国用武术这一词，日本觉得讲术就讲低了，就讲武士道，但结果呢？术不是大家误以为的阴谋权术，而是方法，不存在离开术的道，做任何事都离不开方法，讲究做事的方法才能把事办成。毛泽东就最为重视方法，经常给党员干部讲方法，而治术就是治国的方法、策略，也是政治之为实践知识的集中体现。 道、术是一体不离的，中国传统中儒家、法家、道家三家的道术之间存在必不可无的张力，三者居于光谱中的不同位置。像毛泽东当年的评法批儒确实有对于法家的创造性运用，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他所要激活的是传统中的哪一部分。 二、“政治”与“权力”的现象学还原：区分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 作为一种实践知识，政治与学术是不一样的事情。做学问是今天做行，明天做也行，没有时间的急迫性，也没有非要写成论文不可，写论文更多还是自家的事。但政治则是“公”而非“私”，面对的是“群”的事。政治首先是要把事情办成，而且不仅要办成，还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面对掌握的有限信息而做出决断，不能逃避，无可拖延。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对于“善”的诠释非常深刻，他不是按通行想法将“善”理解为道德的主观态度，而是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而《大学》中的“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船山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这是船山对于“善”的深刻诠释，同时也是对于政治的深刻理解。④ 政治乃是非把事情办成不可，但这不是说可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涉及到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政治不能不讲道德，但政治又不能只讲道德。换句话说，如果世间全都是道德的存在，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政治；同样，如果完全没有道德，政治也同样不存在。政治与道德之间一定有张力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空间，这也是政治之为实践知识、政治被称为政治艺术之原因所在。 对于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更深一层讨论，我认为是要区隔“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王船山诠释的“善”，应该理解为政治之善，即“政治道德”，而非简单的“个人道德”。个人道德可以独善其身，完全可以不计其功；政治道德关涉的是“群”，不能不从结果来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倒是与此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