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批判

       一、引言

       2016年秋天，托比·杨做了一件颇具反讽意味之事。托比的父亲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工党终身贵族迈克尔·杨，也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这个词的创造者，该词首次出现在他1958年的讽刺作品《贤能政治的崛起》中。托比是当之无愧的教育改革者，在当记者和传记作家时就名声大噪，之后创办了西伦敦自由学校。201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亚一家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重新探讨了由他父亲创造的这个标志性概念。他写到，父亲的观点——贤能政治逐渐创造出一个等级森严和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依靠废除选拔性教育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却是错误的。“与我的父亲不同，我不是平等论者”。如果贤能政治制造出新的种姓制度，“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它的尚贤色彩更浓厚些”。要恢复机会平等，他建议应为“低于平均智商”的贫穷父母提供补贴，使其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就最大程度地提高孩子的智商①。该建议的反讽意味在于托比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对世袭遗传并不重要的观念拥有特别的洞察力。

       托比求助于优生学的古怪之举表明，就像批判贤能政治的所有现代人一样，他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揭露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但提出的解决方法都不过是微调而已，要么稍稍改善制度的效率，要么稍稍减弱对穷人的偏见。例如，威廉·德莱塞维茨在《优秀的绵羊》这本书中指责，常春藤名校将一帮恶毒的统治精英强加在国人身上。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建议，名牌大学可以通过在招生录取时给予社会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更大的优惠，并减弱对申请者“简历”的过分关注②。拉妮·吉尼尔的《贤能政治的独裁》，从标题看似乎是严厉的批判，但她的建议暴露了其真实意图，不过是要我们学会“奖励民主功德而不是奖励谁更会考试”罢了③。克里斯托弗·海耶斯把他的第一本书《精英的黄昏》的副标题确定为“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如何提高效率而使贤能政治永存④。罗伯特·帕特南在新书《我们的孩子》中证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陷入危机之中，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住房券和人人都有资格上学前班之类预料之中的骗人花招上⑤。

       若作者用十五页的陈词滥调或乌托邦幻想结束其长达二百页充满热情的长篇大论时，通常被称为“最后一章问题”。但是，若每位作者在谈到某个问题时都不知不觉地陷入迷茫之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作者在批判贤能政治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还困在贤能政治的框架之中，无法想象框架之外的东西。本来应该提出质疑的东西，他们却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若不把贤能政治视为理所当然，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根据某些值得向往的品质为候选官员排序，然后从中挑选最优秀者。这个理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是在不久前才被创造出来，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如果回顾它在英语世界首次出现的场合，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群人反对它，不仅因为他们觉得这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因为他们根本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贤能政治有开端和过程，还可能有个终结。开端就在1854年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的第一页，在那里作者首先杜撰了这个词⑥。

       二、两个改革者的故事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说过，任何一个政府职位，我派谁担任，谁就合适。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任命权制度的理解。这基本上被当作政治事实来接受。政党民主需要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为亲信分配公务员的工作，政党如何能说服人们为其工作？任命权制度现在被视为现金捐款，毫无疑问有些声名狼藉，肯定容易招致腐败，但这并不违法。本杰明·迪斯雷利可以说是乔治时代的散漫松弛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正当性之间的过渡人物，他在1858年写道：“任命权是权力的外在的、可见的标志，权力则是内在的、精神的恩典。”⑦

       这种神圣推理对未来时代的新教改革者没有任何意义，对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来说当然也没有意义。今天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被认为是倾向自由的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自我满足的原型，他甚至认为妹夫特里维廉有些自命清高。两人都在印度时，麦考莱谈到特里维廉时说，“他心里充满了改善道德和政治的方案，即使在求爱过程中，他的话题也集中在蒸汽导航、当地人的教育以及糖税的均衡等问题上”⑧。这并没有阻止麦考莱利用他的影响力在1840年任命特里维廉为财政部高级常务秘书，虽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特里维廉，他曾经从中干预此事。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可能就该重写。其实，特里维廉一直认为自己的晋升是朝廷对其功德的奖励，回到英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尚贤原则了⑨。

       除了前私人秘书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之外，威廉·格莱斯顿需要第二位主席来调查公务员体制改革时，他首先想到了查尔斯·特里维廉，认为此人是能够给他答案的可信赖者。当时的共识是公务员制度已经混乱不堪，并且效率低下，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整顿。这个时期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就出现过泰特·巴纳克尔的拖拉衙门“兜三绕四部”。作为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特别关注的是，为党棍和门生谋取工作清闲但报酬优厚的职位要付出的代价，与生俱来的道德谨慎使他倾向于支持采取竞争性考试，以此剥夺大臣的自由裁量权和腐败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