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再一次处于关键时刻。政治学的本土化与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成为当下的核心话题，其实质是如何形成中国语境或中国关怀下的政治理论的问题。从政治学的历史来看，其学术话语的形成、交锋与嬗变都有着明确的本土关怀，而中国政治学界对本土关怀的强调，实则凸显了学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创造性地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而言，学术话语的理性维度才是更应重视的对话语的内在限制。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的发展与话语体系的复杂性 伊斯顿批评当代的政治思想并非像过往那般从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的土壤中发展出来，尽管当代已发生根本变化和普遍冲突，却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创造性的思想①。政治理论上的贫乏对于中国而言，更显突出。如若说伊斯顿所处的文明“寄生于一世纪之久的思想”，那么中国的政治学不但寄生于千年之久的思想，还寄生于另一个文明的话语结构。正是由于这种不断被强化的中心—边缘视角，辨明中国政治理论的处境以及为其寻求出路，就成为中国政治学近年来的主要叙事。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随着西学东渐，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来的。从政治观念来说，根据金观涛对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所做的观念史考察，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最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今天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观念被引入后在中国的发展与嬗变，也体现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话语之间的交锋与融合。按照金观涛的总结，这些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后洋务运动时期，是对西方现代观念之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的阶段，主要是根据西方政治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在意义上是否有重合之处来做出吸收还是排斥的选择；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二十年(1895-1915年)，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学习阶段，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现代新观念在这个时期传入并且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西方原义；新文化运动(尤其是1919年)以后，这个时期外来观念不断被消化、整合和重构，进而趋于定型，构成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话语可能在与西方相关词汇的碰撞与融合中发生语义上的变化，但也很难说它们与西方语境中的词义一致；同时，用以表达西方近现代观念的原词本来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譬如“民主”就发生了从“民之主”到“由民做主”的结构转换。可见，西方政治学话语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嬗变，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本土化转变。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已经融合了多重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与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加上不少观念经由日本的翻译而进入中国，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系统就更加复杂了，某个概念或词语源于哪个传统，已经难以辨别。诸如“权利”、“自由”与“民主”等话语，虽原生于西方，但不独属于西方，而且其在中国也已经过多次的建构和解构。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政治学话语系统内部的复杂性。任剑涛曾从古今、中西之维对“谁之中国”做过细致梳理，认为“很难凸显一个众所认同的话语体系”④。刘擎也明确指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往往是基于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而杜撰出来的，“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的价值与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性部分。因此，反思性视角下的‘中国’就不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他甚至区分出共同构建中国自我理解与想象的多重维度⑤。同理，“西方”本身也是抽象出来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话语体系。因此，在抽象的、复杂的、建构的“中国”与“西方”之间，要区分出纯粹的、独立于西方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不太可能的。 (二)学术自主性的诉求与话语的权力维度 无论是从对政治实践的解释和引导，还是从政治理论本身的建构来看，本土关怀从来都是学术话语得以提出的基础。可以说，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所关心的都是其所处国家或时代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萨拜因在讨论什么是政治哲学时就指出“政治理论隐藏在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裂缝中间”⑥，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政治现实为基础。就此而言，本土关怀或中国关怀并不是中国政治学话语构建需要特别申述的问题。例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虽没有命名为“意大利君主论”，但从政治理论的话语建构来看，《君主论》明确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关怀(《君主论》最后一篇尤能说明这一点)；虽然这本著作使用了诸如“德性”、“政治”等大量古代思想家的话语，但马基雅维利还是成为“国家理性”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话语的理论代表人物，推动了政治理论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可见，本土关怀能够促进政治理论的发展，越是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把握的理论，越是具有一般意义。 既然本土关怀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题中应有之义，似乎不必不断重申，但中国政治学对本土关怀的强调有其特定的语境，它总是与厘清中西政治观念并力图“摆脱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即表现为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学者们普遍认为“大体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之下。这种趋势和特点，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比较明显的显现”⑦。在这种中西二元结构的框架下，本土化论者明确主张“中国人向西方照搬照抄乃至简单学习的时代应该过去了”⑧。虽然，中国崛起与作为科学研究的政治学话语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学术理论建构也没有逻辑关系，但面对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对中国道路信心的加强，中国政治学研究日益表现出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主张本土化的学者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实则体现了学者们对学术话语之权力维度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