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作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一名新入学的研究生，我选修了达尔的“民主及其批评者”(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的课程。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达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民主及其批评者”是达尔“最有名气”的课程(达尔1991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就是在该课程的基本架构上完成的②)。尽管此前我并没有见过达尔，但是，对他的一些著作，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谁统治?》。而且，我也早有耳闻，他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已经名声在外了。我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CUNY)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师从一群才华横溢的左翼教授。我沉溺于新马克思主义，并且渴望学习任何我能学到的东西，同时也尽可能地参与讨论，特别是同“多元主义者”进行探讨。 首先，在达尔的课堂上，我见到的是，在面对质疑、批评以及争论时，他那平静的笑容和真诚的接受。在他的课堂上，我认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民主理论”富于挑战性，而且是令人感兴趣的。正是在达尔的课堂上，我才真正地与这个领域一流的专家探讨这一主题。其次，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认识到达尔的确提出了一些有难度的问题；而且，也让我见识了他深邃的思考和广博的知识，这些都在挑战人们贴在他身上的“多元主义者”的标签。最后，我很快认识到，这位具有世界级名气的“专家”非常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要求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权，而且，非常接地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达尔不是“企业自由主义者”(我青少年时期另一个贬义词)。他真正地做到了“民主”，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他帮助建立的政治科学系的布鲁斯特大厅(Brewster Hall)，甚至是在课堂以外的世界里。 我是一个来自皇后学院的精力充沛的、快人快语的左翼青年，第一代被卷入“激进民主”、“激进政治经济学”、“激进社会学”和“激进政治学”的大学生。在耶鲁大学，我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与达尔的课堂或他的办公室格格不入。他欢迎我的到访。他乐于接受我的怀疑和批评性的问题。他欢迎我这个集一丝不苟和热情幽默于一身的独特的家伙。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以及他下一年又讲授的“工人控制与民主”(Worker’s Control and Democracy)的课程中，我受益良多。我学到了大量的关于民主理论的知识，知晓了现实自由民主的运作方式和局限性，我的意思是指多头政体；而且，我也懂得了提出有难度问题的重要性，也懂得了把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但是，我仍然不信服达尔社会科学和经验主义或他的看似乐观的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利益较量的观点。 因此，我决定写博士论文，以批判这种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并提出一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许多耶鲁大学的教授对这一选题表示不解，实际上是怀疑这一选题。只有一个人非常感兴趣，这个人就是鲍伯·达尔(Bob Dahl)③。因此，达尔指导我的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权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修订后被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以“权力与马克思主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观点”为名出版)。接下来，达尔花费了难以计数的时间阅读各种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对达尔而言，读起来并不容易。为了能和我一起谈论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他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包括：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政治的权力和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巴斯卡尔(Roy Bhaskar)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理论》(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而且，达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谈论我主要的理论上的反对者——他自己!我们会以第三人称来讨论这个家伙“达尔”，思考他论证的局限性，思考他可能如何回应我的论证。这不可思议，但的确发生了。 就这样，整整两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接下来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我当时认为，这是一篇对达尔的民主理论进行“根本”批判的论文，而达尔是我最大的支持者!他倾其智识，真正地参与其中，以真挚的热情与尊重支持我。他并没溺爱我(而且，我也不是受人溺爱的那种类型)。他常常承认，我写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他有时会告诉我，我正在提出一个有力的论证——而且，他常常指导我使这种论证变得更有力。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完全认同我的论文。因为，他确实并没有认同，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对话者来欢迎，把我作为一个个体来尊重；而且，在批判与支持之间，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衡，如果一个研究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想法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完成论文，这是非常必要的。 1983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我找到了在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书的工作，并着手修订我的博士论文，以便将来作为一本书出版。在对论文进行修改时，我发现，我开始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重新思考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研究生阶段奠定了我论文写作的基础。我书中包含的最后一章是新增加的，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并没有这一部分。这一章和本书的其他章节之间蕴涵着一种扭曲的关系。在这一章里，我表达了一个观点：这一观点与其用“马克思主义”的来形容，不如用“民主主义”一词来形容能得到更好的阐释。我发现，我与达尔之间论争性的对话仍然在继续，这持久地成为我思考问题的模式。我认识到，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比我以前想象的，甚至比我当时意识到的可能还要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以后我经常经历的某事——发现我正在思考或写作的某种事物可能会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与达尔的谈话，追溯到达尔给我提出的问题，或追溯到通过同意或反对他的观点的艰难的思考过程而获得的某些事物。道格拉斯·马丁(Douglas Martin)在2014年2月7日《纽约时报》关于达尔的讣告上陈述道：鲍伯教导一代又一代学生如何思考政治与权力，因此，他的概念成为“标准”。鲍伯教导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提出了很多概念，并且和他的学生一起分享这些概念，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概念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标准。不存在“达尔的政治科学”，我们从达尔那里学到的是努力思考、努力工作、参与某一范围的争论；与关注概念、方法、理论一样，关注现实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独立思考，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