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化实践进程，在逐步接近既定目标的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不期遭遇发展瓶颈。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道路”的观察和判断，一时间毁誉不一。在此背景下，“中国道路”亟需本源性文化资源的理念支撑，以求得新的结构性平衡；同时，作为对“中国道路”的呼应，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和阐发，也依赖本土固有思想资源的价值支持，以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于是，基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理念资源的发掘欲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跨时空交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进而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理念发生激烈碰撞。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变，英美民粹主义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思想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甚而至于，传统儒学思想成为了映照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烛光。 只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与在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对话，以检视其时代性成色。“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①。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比较，已经渐成学术市场对话的焦点。这场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实在是因时而生。 立足于此一思想文化背景，2017年季春时节，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期冀为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提供思想平台。会议的主要论题包括：一、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历史生成与价值重估；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比较；三、贤能政治是否可以作为衡量现代政治的标准，其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四、在现时代，可否构建起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此一论坛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在于论题本身强烈的时代性、聚焦性和视觉冲击力，更在于“贤能政治”理论主张的倡导者、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先生躬自莅临，使得研讨与论争更加具有现场感和针对性。 本述评的展开，即以此次论坛的相关研讨为中心，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力图以之为切入点和立足点，放开视界，对学术市场近期发生的有关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话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总括与评论，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关贤能政治论争及其思想背景的全景式扫描。 一、贝淡宁：“贤能政治”的推崇者及其思想逻辑 改革开放以迄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好奇，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一探其背后的根由，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与之相映成趣，缘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欧美政治发展近期突发异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正当性遭遇空前危机。 当此关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中文版也迅即于2016年面世。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的表现更好；由传统政治文化而来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地规避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的缺陷。此论一出，在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显然，贤能政治在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加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着力于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②拉回来，片面注目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膨胀，相对忽视了以公平正义为法则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调整，随后逐渐显露出的社会阶层差距的日益极化以及权力腐败的多发，无疑给中国政治治理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主张遭遇大面积质疑的现实性因由。 那么，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潜含怎样的思想逻辑，以致引发如此大面积的关注和论争，并因此在沉寂已久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出现“贝淡宁现象”? 按照贝淡宁先生的理解，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③。故而，“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社会全体民众的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④。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接下来，贝淡宁先生所给定的贤能政治设计的具体制度机制或者模式是怎样的呢?(1)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2)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模式；(3)将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