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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前者当中，代理人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必需。通过这个方式，代议民主的原创性核心结构的实质就是将主权者位置永久性地“留白”(留给抽象的全体人民)。在当今的民主政治中，主权(至高性)的位置所在是一个“空白场地”，无法被任何个体或群体所占据；这使得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即民选出来的代理人靠不住的时候，政治过程本身就必然会坍塌。围绕“代表”这个代议制核心元素展开批判性分析，可以揭示出代表的三重“靠不住”。而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美国总统大选三大事件，则分别为我们近距离检视这三重“靠不住”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性契机。
Balibar)的说法：“事实上，经常地，由于依靠议会制系统加上信息的媒体派送，那些‘大多数人’(majorities)只是‘寡头式的极少数人’(oligarchic minorities)。”③巴氏故此称当下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主的去民主化”。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把这个问题称为现代社会的“正当化危机”，他提出“辩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应对方案，旨在使公众政治参与从变成选择政党与政客，扩展为审议具体的政治操作与政策制定。④可以看到，对代议民主批判的聚焦点实质上落在：人民的角色决不能只是产生“国家执行官”，人民的民主实践决不能只是选举。 但是，即便哈贝马斯的“参与型”民主方案，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代表”这个元素在现代情境中的存在。现代国家的超大规模人口，使得全体人民共同进入公共辩论成为一个不可想象之事——让全体人民共同进入投票更不现实。即使20世纪全能主义国家也只能动员人口中的小部分人(尽管绝对数量会相当壮观)集聚广场，集体为魅力领袖(一个“超级代表”)进行赋权。可见，没有“代表”这个元素，民主在现代性状况下无以自足，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著名的左翼政治理论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与克劳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却都反过来相当重视“代表”这个元素，强调自由民主对于代表系统具有“构成性的需求”(constitutive need)。 这两位思想家指出，代议民主具有两层独特设置：(1)代表们代替选择他们的公民参加到政治权威中，向社会传递“部分的可见性”(代价是会有相当严重的扭曲)；(2)更重要的是，代议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定空间，以供争议展开。民主认可多元利益、冲突性意见和不兼容的世界观的存在并视为正当，只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才能带来不同社会群体期望的诸种一般面向。建立在这个论点上，两位思想家认为，民主乃是社会内部冲突的制度化系统——在投票结束后，民主使社会总是能有暂时性的统一。⑤ 勒夫特进而提出，民主(代议民主)是现代性产物，是社会的一种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下，本来由君主——以及一个超越君主之物理存在的永恒超验实体——所占据的国家权力之位置变成一个“空白场地”(empty place)，各种具有共享利益与意见的社会群体可以一起竞争，通过选举权力同任何特定的方案、目标、议题脱钩，而成为工具，供赢得多数人票数的“代表”暂时性地、有限制地使用。勒夫特称这个构造为“民主的革命性与前所未有的特征”⑥。 如果说，“代表”是现代社会人口规模巨大并且伴有不可缩减的异质性、难以和谐化的多样性背景下政治架构的一个“构成性的需求”，甚至各种“参与型民主”方案也无法缺少“代表”这个关键元素，那么，对代议民主的批判性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指出它降低人民的政治参与、将民主实践缩减为选举(民主成为“选主”)，而需要正面揭示代表本身会给民主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换言之，批判性分析的中心，需从选举代表的过程转到代表本身。在笔者看来，2016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检视民主政治的契机：通过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检索，本文旨在围绕“代表”展开一组全新而细致的批判性分析。 二、“公投”的隐晦秘密 首先要肯定的是，雅典民主(古代民主、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现代民主、间接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学理脉络上，代议民主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古典民主则完全不需要自由主义框架。 在代议民主中，民众不能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不能直接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而只能在一组“候选人”里面去选出代理人来参与政府实体。这也就是“卢梭式社会契约”与“洛克式社会契约”的根基性偏差：前者着重强调经由社会契约产生的至高权力(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授予)，后者则把重点放在代理人的环节上(政治秩序的实际运行)。在前者那里，主权(至高权)是普遍意志的运用，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凡是不曾为民众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具体的立法人员与行政人员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普遍意志的执行者与操作者，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并且随时受到作为共同体的主权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的限制、改变或收回。而在后者那里，代替民众执掌重权的代理人是必需的，民众只能投票选出为数有限的代理人，让他们去决定国家大事；只有当代理人滥用权力或订立的法律被违反时，民众才可以解散政府、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显然，这两种不同进路，实际上标识了代议民主结构内主权者(人民主权)与代理人(国家执行官)这两者之间的根本性歧异与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