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6)12-0092-08 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市场中占据着不应得的地位：在权利、自由、民主和正义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争论中，自由主义几乎独占了话语权。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自由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成了正义理论的代名词，学者们都在有意无意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激进本质。言下之意是：这种正义理论如果不是完全，起码也是基本具有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免疫力。这表明，在过去的40多年中，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虽然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是其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未被完全揭示，需要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这既是为了揭穿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隐藏的限度从而挑战其在社会思潮中的不应得主导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展现马克思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理论洞察力从而为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之建构找到方向。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和道德证成性显得格外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视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流行性，真正进入到规范政治哲学领域，深入分析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技术路径，把握这种可被称为精致的论证技艺，另一方面也不能被这种“精湛”的理论折服，努力发展出一套能让对方认可同时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判理论。即是说，当下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理论工作者)面临两项非常重要而紧迫任务：一是建构(或者是发展)新的规范性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二是建构规范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辩护理论。 此项任务下，本文试图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迫切性；二是当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无法超越的限度在哪里?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回归还是超越自由主义? 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有一种叫做“Libertarianism”的主义，中文界一般翻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或者“自由意志主义”，少数情况下也被翻译为“放任自由主义”。这种主义标榜自己最看重“自由”这一价值，是真正配得上“Liberalism”这一称号的，因为这种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即使是自由主义左派(比如罗尔斯等人)，更别说是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主义，也赞同为了其他价值而牺牲自由这种最为珍贵的价值，因此，在意识形态市场中，这种主义往往被看作是自由至上的，因而收获了“自由至上主义”这一本不该属于其的称号。在新的知识背景下，放任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为自己的立场观点提出了新的规范性论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一方面，他们改进了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反驳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剥削、私有制、自由市场等问题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他们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规范层面上论证社会主义是不自由、不正义的，否认社会主义是值得追求的。也就是说，放任自由主义既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是正义的，也批判了社会主义是不正义的。虽然在现实层面，极端的放任自由主义不可能主导公共政策，但是，在意识形态的舆论市场中，它极易博得理解和支持，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防止民众倒向社会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将以放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齐克为例来展示这种主义带来的挑战，从而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迫切性。 1.诺齐克从自由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还值得追求吗?使之成为一个问题的不仅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糟糕表现，而且还有一批知名学者从专业知识角度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理论，比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也译作诺奇克)。诺齐克在西方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多学科中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对纯粹的资本主义所做的非常有力的新的论证。下面，笔者以自由主义右翼代表人物诺齐克为例，展示这“实实在在的挑战”，以此表明我们必须发展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用已故超级篮球明星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通过这个生动的例子，诺齐克想要说明，只要不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持续的干预，那么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不能持续下去。诺齐克认为，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人人平等是不会得到持续实现的，除非通过某种力量(比如国家强力)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持续的干预和监控，即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诺齐克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张伯伦生活在一个实行平等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相同的收入100美元，张伯伦在为社会主义工厂工作之余，向热爱篮球的人展现其高超的篮球技艺，如果观众实在是太喜欢在单调的工作之余观看张伯伦的表演，以至于他们与张伯伦达成了一个契约，只要张伯伦每周六为他们献上一场篮球赛，他们愿意从自己的收入中抽取25美分给张伯伦，作为每一场球的回报。如果一年下来，有100万人观看了张伯伦的比赛，那么一年后，他的收入将到达25万美元，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收入水平。诺齐克断言，观众与张伯伦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不存在不正义，因此，张伯伦完全有权利拥有这25万美元，任何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无权拿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国家不干预观众与张伯伦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要维持的平等很快就会被打破，因为在各行各业中都存在张伯伦式的人物。诺齐克甚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不强行禁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和平地出现资本主义。[1](P186-197)这就是诺齐克提出的著名反社会主义论证。 诺齐克的反社会主义论证表明，如果事先确定一种社会主义的平等分配原则，即诺齐克所说的模式化的原则，那么只要不通过人为的力量对个人的自由进行干预，那么原先的平等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因此，不平等是必然且正当的，而要维持原先的平等，就必须对个人自由进行不正义的干预，所以非自愿的平等是不正义的。这的确是一个有力的反社会主义论证。因为即使诺齐克的正义定义是错误的，他还是可以指责维持社会主义的平等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而失去自由的代价是无法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