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政治学学者对美国政治学国家性认知的不敏感，本质上源于对美国学者建构的学术范式缺乏反思，无法意识到美国政治学的国家性是如何嵌入学术研究之中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学者开始意识到建构本土政治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主要集中在比较政治的研究领域。杨光斌教授在其具有理论开拓性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提出，比较政治学就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而得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这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虽然是他国，但出发点是本国。很多学者不太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治学的科学性首先要排除它的国家性，因为带有国家意识的研究不是价值中立的研究，因此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研究。这种试图将政治学去国家化的科学意识值得赞赏，但带有这种科学意识的学者往往对中国的国家性非常敏感，却甚少关注美国政治学的国家性。 这表现为，他们一方面以政治学科学化为追求，一方面又毫无批判地接受美国政治学者建构的学术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些中国政治学学者对美国政治学国家性认知的不敏感，本质上源于对美国学者建构的学术范式缺乏反思，无法意识到美国政治学的国家性是如何嵌入学术研究之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泄露秘密的是答案，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泄露秘密的恰恰是问题。”这里，我们以美国政治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为例，分析它的创立者是如何通过议题设定、概念建构和研究方法选定将国家性嵌入科学研究中的。 议题设定：为何是现代化和民主化? 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创立于冷战时期，这决定了这个学科初期的作品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强大的美国国家性。这种国家性首先表现在议题设定上。冷战期间，现代化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显学地位，美国比较政治学初创阶段的所有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现代化问题展开的。 无论是通过比较文化、比较历史、比较政治制度，还是通过比较政党、比较利益集团、比较社会运动的角度切入政治现代化这一议题，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学者都把政治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而他们归纳的政治现代化的特征就等同于美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谓现代国家就是美国，所谓政治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在此前提下，比较政治学研究就是通过比较去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和美国不一样，并探寻如何能变得和美国一样。 政治现代化理论在拉美政治发展实践中遭到证伪，随着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推出，政治现代化理论走向了终结。它的终结意味着，美国关于政治发展路径开出的药方，事实上没有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反而导致了政治衰败。美国比较政治学是如何回应这一失败的呢?他们干脆放弃了政治现代化这一整体性议题，因为这一议题包含的内容过于繁杂，政治现代化的指标尽管是美国化的，但它相对来说却是比较多元的，包括政治参与、政治整合、政治制度化、政治世俗化、政治结构分散化、政治功能合理化等多项指标。因此，在试图使发展中国家美国化的目标失败后，他们就从政治现代化这一整体性议题转移到了民主化这一局部议题上，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出现了从政治现代化到政治民主化的转型。 这一转型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再要求发展中国家变成美国，而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纳美国的民主制度。此后，围绕着民主化的比较政治研究又发展出了一套评估民主的指数，这些指数并不关注国家的整体治理状况，仅仅关注这个国家有没有政治自由和竞争性选举，有就是民主国家，没有就是独裁国家。政治现代化理论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研究范式变成了民主化理论中民主与独裁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转型帮助美国比较政治学规避了实践绩效的检验，从而维护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科学性”、“正当性”和“国家性”。 研究方法：为何是结构—功能主义? 美国比较政治现代化研究所倚重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是由阿尔蒙德等美国比较政治学创始人建立的经典范式。它所谓的结构并不是从社会整体角度着眼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分解成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的功能性结构。这一范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一旦有了结构—功能主义中的“结构”和“功能”，政治现代化也就完成了。这一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它缺乏历史和文明比较的视野。历史和文明是展现发展多元性的核心要素，没有历史和文明的纯功能性研究会把社会演变问题变成制度移植问题，它忽视了从美国政治制度中抽象出来的结构和功能是美国自身文明和历史演进的结果，不可能被简单地移植到一个历史与文明和美国迥异的国家，如果说政治现代化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的话，这一普遍性也只能通过与不同国家的文明和历史交融演变为不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其次，结构—功能主义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抽象为大大小小的政治体系，这样国家、政党、利益集团之间质的区别被取消了，他们通通变成了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政治体系之间进行利益博弈和利益整合的平台。在这种功能利益化的假设下，国家和政党内含的价值因素被取消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性质上没有区别，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与信奉资本主义的政党在价值偏好上也没有区别，他们通通变成了利益博弈的工具。这种对国家和政党的功能化解释是一种单一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没有真实揭示出发达国家国家和政党发展的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在冷战期间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中广为应用，恰恰在于它规避了当时处于上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政体性质的审问，维护了美国的国家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