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10-0091-08 “权威”(authority)是一个常见的人类社会现象，也似乎应该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题目之一，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在今天并不具有很好的名声。①人们经常将权威与自由对立，认为权威是对自由的削弱，或者在权威和“专制”(despotism)或“独裁”(dictatorship)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特别是在“反叛”“抗争”“平等化”这样的口号与人们对自由的想象几乎重合的当代，权威的概念变得更为过时，甚至反动。我们对权威的这种印象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出发解释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权威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却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由与权威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以贵族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权威统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保存或确立，革命却很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②本文试图从自由和权威这一对关系着手，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特别是其自由概念作一新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权威这一重要政治概念本身抛砖引玉。 一、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其“自由”概念的特殊性 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平等(或“身份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而且平等和自由这一对矛盾始终贯穿其重要著作③，对此学术界也多有论述。④但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托克维尔不断强调的“平等”除身份平等这一积极面相外，还有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这一消极面相。与当时许多乐观的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不一样，托克维尔对这一旷世未有的新变局基本上持警惕甚至悲观的态度。⑤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开头，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⑥进而，他描述了身份的平等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并宣称“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⑦平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等级，因而等级秩序中所包含的那种服从关系自然也会消失，托克维尔希望“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⑧，但这里的“公民自由联合”意思是什么尚不清楚，他也紧接着指出在新的社会中政府有可能从家庭、团体和个人手中夺来特权，建立新的专制和暴政。⑨ 如果我们将《论美国的民主》看作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开端，而其“绪论”又是这部著作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正是将传统权威统治中包含的服从关系的消失作为其理论思考的开始。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身份平等、从而不存在因出身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天然服从关系时候，我们的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组织?自由如何得以保存?从而，他宣称：“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⑩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将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权威中服从关系的消失解释为所谓“确定性”(certainty)的消解。在他看来，托克维尔的一大贡献是首次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现代民主的经验”，而此经验又必须在同那个传统权威秩序的对比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勒弗说： 使托克维尔从他的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这样一个事实，他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是相对于一个背景而言的：即一个民主所从出的、他称之为“贵族制”的社会……托克维尔鼓励我们向后看，民主社会之前是什么，同时，也向前看，民主社会将会带来什么，如此，他帮助我们解释现代民主的经验。(11) 在勒弗看来，相对于贵族社会而言，“民主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前现代社会，国家统一性的意义来源是上帝，而上帝的意志在世俗社会的具体化则通过统治者即国王来实现。国王既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在人间的实现，又代表着国家的统一性。勒弗借用恩斯特·康托洛维兹(Ernst Kantorowicz)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认为前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国王是有机体的“头”，权力、法律和知识的最终来源都是国王。(12)民主社会则是这种由国王的身份所代表的“确定性”的崩溃。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被砍头为象征，社会有机体的象征性的“头”不再存在，其有机体的形象也成为过去式。更为根本的是，社会的“确定性”随之消失，权力、法律和知识不再有一个最终的唯一的来源。在现代民主社会，“人民的意志”虽然取代了上帝的意志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终基础，但“谁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意志”?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最终的答案。(13)勒弗因此说：“民主是由‘确定性的造就者的消解’所构成和产生的。”(14) 从这一角度看托克维尔，我们可以说，他的一个核心理论企图即是回应这种传统权威消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重新确立起与自由相融的政治权威。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与其同时代的很多政治思想家都不一样，在近代自然法传统中，如洛克和鲁索这样思想家虽然立场大相径庭，但都无一例外地从一种“前社会”的自然状态出发，首先将人设定为没有任何政治服从关系的“自然人”，然后再来看他们在社会状态之下所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传统而言，政府和国家基本上被看作人的某种缺陷状态的产物。在霍布斯那里，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和对荣誉的追求使得人很容易堕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Levithan)来使人们畏惧，从而道德和文明才有可能。(15)而鲁索那里的自然状态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社会中的权威都有可能使人产生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使人堕落。(16)与他们相比较，托克维尔的问题似乎显得落伍、过时，尽管他写作的时候是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