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

      从为自由民主辩护到批判美国的政治衰朽，福山的这一转变在民主的拥趸和反对者之间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虽然福山本人一再重申“民主在观念领域尚无对手”，甚至在其新著中依旧将民主问责制视为现代国家构建的应有之义，但也必须承认，他的论述重心已转向对当代民主实践危机的诊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福山开出的“有效国家”的药方有助于巩固现代民主，但是停留于民主外围的关注视角也使他对传统的民主理论缺乏反思，这进而导致其未能触及因时代转变而激荡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也正因此，当二○一一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时，福山以略带不屑的口吻谈到这只是由一群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左派小青年搞起来的事件，虽然他们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因为缺乏清晰的目标、有力的领导和对大众的广泛动员，不可能对决策产生什么实质影响。轰轰烈烈的全球占领运动如今已作鸟兽散，似乎正印证了当初福山等人的判断。但是如果仅仅将占领运动视为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反资本主义狂欢，进而无视其试图回应的时代焦虑及其对新的民主实践形式的探索，却有失片面。例如在被福山视为典范的丹麦，即使拥有高福利、政治清明和全球快乐指数最高这些令世人艳羡的成就，也依然无法避免占领运动的发生。此外，左翼政党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复兴，其在多数发达国家的颓势一如既往。而在占领运动发生时，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试图与占领者实现联合的策略也多未获得响应，相反，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避免使用阶级话语，刻意与传统左翼的话语与组织保持距离。

      当然，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衰弱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毋宁是表征了新的政治危机。在有关代议制民主的讨论中，这一危机近年来日益被冠之以代表性危机抑或是代表性断裂。遗憾的是，在当下很多讨论中虽然代表性危机屡屡被提及，但是关于代表本身的含义及其与民主的关联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例如在传统左翼那里，当今的代表性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侵蚀政治领域的必然后果。在他们看来，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代表机制的政党正日益丧失其阶级代表性，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地位日渐上升，这一系列去政治化的趋势加深了政治体系与社会大众在代表性上的断裂。而虽然同样是批判代表性危机，福山却认为在美国恰是种种扩展民主参与的改革措施加剧了这一危机。依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的分析，美国的分权制衡和不信任政府的政治传统，导致法院和议会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侵蚀了本应享有自主性的行政权力，这进而造成政治体系实际上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使其无法做出能代表多数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虽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无论是像传统左翼那样呼吁强化政党的阶级代表性，还是如福山所说建构一种更具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行政体系，都不足以化解当下的代表性危机。这是因为，虽然同样是抗议主流政治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但是与之前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相比，占领运动既不想推出新的更能代表大众的领导人，也不寻求一种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其矛头更多是指向代表制本身。这样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何占领运动宁愿采取一种看上去影响效率的水平化的组织模式，其中既无卡里斯马气质的领袖充当运动的代言人，也不存在科层化和等级化的决策结构，而运动的开展也有意与议会、政党和工会这些传统的代表性机构保持距离。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对代表制的拒斥只是年轻人的一次心血来潮的反叛，我们不必为代议制民主的命运纠结。但问题是，占领运动背后是否折射出新时代的结构性转变?是否意味着对民主实践形式的新探索乃至于预示了未来民主的发展方向?而我们之所以未能准确地研判当今民主的症候，又是否因为受到了旧有的民主观念的束缚?针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政治学者西蒙·托米(Simon Tomey)在二○一五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直接就叫《代表制政治的终结》。他在该书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逐步跨入日益强调个人主义的后福特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建立在十九世纪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和科层化管理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无法有效代表日趋多样化和个体化的社会。尤其是对于那些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像议会、政党和工会这样传统的代表性机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导致人们直接参与政治的门槛大为降低，从而为一种全新的去代表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可能。托米最后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宣称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作为范式的代表制已然失效，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在超越传统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构想和实践一种新型的直接民主。

      一面是社会的日益个体化使其变得不可代表，一面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的多样化，在托米描绘的当代民主的图景里，代议制民主可谓是腹背受敌。这里暂且不论托米的论断是否过于夸张，他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当今时代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造成的冲击。在主流的民主理论观照下，我们通常是基于一种委托代理的模式来理解代表的功能。换言之，代表的职责就是根据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其权力。在这里，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通过其身份或行动再现不在场的人民。当代代表理论的创立者皮特金就认为代表本身的含义是“再现，即将缺席之物呈现出来”，而民主的代表则是指“以一种回应的方式促进被代表者的利益”。可见，这种委托代理模式预设了一个先于代表存在的能够进行明确授权的人民，代表就是要致力于对其的真实再现和回应，以此实现代表与人民的同一。显然，这种同一性的实现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如果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内部过于分裂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统一体，作为代理人的代表就会无所适从，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与人民的同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