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新闻来源的多元化、信息沟通的更加便捷以及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议程设置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过去媒体主导议程设置的局面转变为由媒体和大众共同设置议程，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情事件。而预测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是困难的：无论是政治类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国际性的马航失联、乌克兰危机，或者是社会类的环境污染乃至明星爆料等新闻，都有可能迅速引爆舆情，形成全民关注的焦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事件能够成为民众焦点，民众对事件的热情和关注如何传递到现实生活之中，会给政治稳定、社会管理等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政府和学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被广泛应用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政策过程①及政府回应性研究②中。在中国，尽管议程设置在实质上已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但相关研究仍然稀缺，使得舆情管理缺乏针对性。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探讨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拓展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范围，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在西方选举制国家展开，集中探讨媒体行为如何影响选民的政治态度或观点，但缺乏对非西方国家议程设置效果的考量。其次是在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的新要素上，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民众网络使用热情和深度不断高涨，各种网络舆情层出不穷，这为探究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间。 相较于议程设置研究传统上对大众政治态度的关注，本文拟将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对大众政治参与行为的考察上，这是非西方国家民众更广泛的政治行为，也是政府舆情管理重点。具体的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比较不同类型的议程对大众政治参与影响的差异，主要选取政治类、国际类、社会类三个舆论热点事件，比较分析其对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不同影响。二是考察议程设置的属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里主要纳入两个要素：一是议程设置的传统要素，即议题属性；二是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的新要素，即交流方式的互动性。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采用了调查实验方法，具体方法选择及原因详见后文介绍。 二、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重要概念，用于探讨媒体传播对大众观点的影响。相关研究首先集中在其对大众思考主题的影响上，是议题显著性(issue salience)从媒体向大众的转移。1968年，McCombs③首次将议程设置理论引入到政治传播研究中。他访谈了100名没有明确党派偏好的受访者，让他们从议程列表中挑出他们认为重要的，并将排序结果与当地主要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所报道的重点问题相关联，发现这两者高度相关，从而验证了媒体塑造大众议程的重要性。此后不少研究都从这个角度展开，将新闻文本分析与大众认知数据相结合，来验证议程设置的效果大小。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从探讨大众“想什么”拓展到“怎么想”层面，这被称为二级议程设置效果④或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即媒体对事件或人物报导的“属性显著性”(attribute salience)选择也会影响议程设置效果；这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产生效果：一是框架效应(framing)，即媒体报道方式、词汇选择以及态度倾向等会潜在地影响大众态度；⑤二是启动效应(priming)，即对事物某一属性诸如候选人意识形态、身体等状况的强调会影响大众做判断的维度或标准。⑥ 议程设置理论开始议程关注对大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而这也是议程设置研究最为本质的目的。⑦当前对政治行为的关注主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政治投票行为，关注议程设置对大众投票行为的影响；⑧另一个则是政治参与行为。 (二)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 相较于投票或选举研究，政治参与行为更为多元；相关研究也能够突破西方民主体制的场景限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类研究关注于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聚焦于议程设置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Moon⑨提出了议程设置激发政治参与的“CAB”等级效果模型：首先，议程设置会激发大众对总统候选人的关注(Cognitive)；随后，这种关注会激发大众对总统候选人生成态度(Affective)；进而由这种强态度激发大众多样的政治参与(Behavior)。他利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新闻媒体文本分析和调查数据，考察了议程设置与四种政治参与行为即投票、政治讨论、政治集会以及政治捐献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议程设置在大众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调节作用。Camaj⑩利用科威特的新闻文本和问卷调查数据，也验证了议程设置效果的显著性：大众对新闻报道中不同议题属性的讨论，会显著提高大众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三)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 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研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议程设置效应以大众的信息接收为基础，而互联网时代随着大量新媒体及自媒体的出现，大众信息选择性增强，信息接收倾向和偏好也从传统媒体更多转向互联网，(11)使得过去由媒体机构把持新闻来源的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新闻媒体受众变得日益碎片化；(12)其次，各种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大众与媒体新闻以及大众之间的互动变得可能和便捷，这种互动使得大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议程。(13)这就打破了议程设置由媒体议程向大众议程转移的传统模式，也给议程设置研究带来了新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