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2~0041~07 一、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内涵 1954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对美国选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纷纷投入到政治效能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中,使政治效能感逐渐成为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 安格斯·坎贝尔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187。后来,罗伯特·莱恩(Robert E.Lane)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方面[2]。此后的研究大都遵循了这一划分方法,并从这两个方面对政治效能感展开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还可从其他角度划分为三个层面:规范、心理倾向(或感受)和行为方式。第一,作为一种规范,它蕴含政治理论的永恒主题,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应当认识到,那些占有政治权利位置的人是政府机构回应民众要求的代表,而他们自身也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之中。因此,政治效能感的规范意义包含着对政治国家的期待,即政治系统中的成员会觉得自己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3]。第二,作为一种心理倾向或者感受,政治效能感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了一些相互交错的情感。作为一种效能,个体必须在政治方面认识到他自身的能力,必须用清晰的线条勾勒出从自身到官场的政治世界的心理地图;他必须相信,当他演说时,其他政治参与者会洗耳恭听;他也必须拥有内化欲望的能力,他的政治信念不会轻易被他所参与的错误的、冷漠的政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诱惑因素所销蚀。第三,作为一种实际行为,意味着他可能或不能有效地实施某一行为。如果他能够影响事态的发展并能够参与塑造他的政治命运,这表明他具有明显的政治行为能力,不论他是否认识到政治效能感的原则或是否认识到他具备的政治效能感[3]。 简单地说,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做出回应的心理认知。从个体心理认知的不同层面来划分,可以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拥有必要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资源和能力的认知;而外在效能感则是个体对政府就外部要求和影响进行处理并能否做出回应的认知。 二、政治效能感的主要影响 作为一种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是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的一种表现,因而与政治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认识和了解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于把握和预知其政治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与选举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和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1.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 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政治效能感越高,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就会越高;而政治效能感越低,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就会越低。史蒂芬·克雷格等人通过对1987年美国全国选举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试点调查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1)内在效能感确实独立于外在效能感;(2)外在效能感独立于政治信任,这至少当外在效能感是基于公平的政治过程和结果的测量而不是基于精英回应公众要求的测量时,是成立的;(3)以职责为基础的信任应当有别于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4]。 很多研究者认为,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非常明显,并倾向于使用政治效能感或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独立的变量来解释政治行为,如投票、竞选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玛丽·安德森认为,尽管这些研究者重在从政治效能感或政治信任的角度来解释政治行为,但是,对社会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机制所知甚少。如果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是有影响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如何促进它们的发展,特别是它们的发展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如社区意识)来提高[5]。 2.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 许多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拥有高水平政治效能感的个体会积极参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如投票、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给报纸编辑写信、签署请愿书等。而政治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脱离政治权力的活动或者变得政治冷漠和政治不作为。政治效能感与许多因素相关,这些因素有:越来越多的投票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行为、团体成员资格、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积极态度以及一些其他政治性相关因素[3]。谢图·艾扬嘉(Shanto Iyengar)的研究表明,政治“赢家”越来越具有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意识,而“失败者”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意识会越来越低[6]。梅利莎·迈克逊(Melissa R.Michelson)在关于政治效能感和芝加哥拉丁裔人口选举参与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参与者拥有较低水平的政治效能感特别是内在效能感,他们则会把投票这种主动的政治参与活动看作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而不是一种影响性机制。该研究中没有参与投票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不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投票不会给他们的社区和/或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利益(较低的内在效能感)[7]。由此可见,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与政治参与的活跃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