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德统一之际，人们曾认为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是联邦德国40年来经济表现稳健强劲的主要原因。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为吸纳前民主德国的5个新联邦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两德统一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德国经济的文献大多关注的是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即“德国模式”)的衰落，强调的是制度的式微和新自由主义的应运而兴。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地回顾了这些文献。不过，自2008年年中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挑战了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引发了关于适当的经济政策模式的争论。简言之，这场危机表明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可能还有不少可取之处。 本文第二部分关注了可能发生的这种向新的协调市场经济的转变，但这一部分指出，为了准确解释德国模式在统一之后的20年里为何会衰落，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在声称其出现了明显衰落的文献中很少被问到的问题。本文的目标就是要研究为什么最初会出现这种模式，以及其新形式对于21世纪初还在努力处理统一问题的德国以及欧盟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是否仍然有用。具体来说，本文认为，这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的形成不仅仅发生在战后，而且也发生在德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19世纪，这是因为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并不能保障所有时代都需要的经济增长。本文还认为，在这种政策模式创立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动态的、灵活的制度以及一整套以国家构建或国家重建为背景的构想。既然最近的这场危机严重冲击了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市场经济是否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复兴的机会呢? 本文第三部分介绍了俾斯麦时期和社会市场经济时期出现的一些协调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并指出正是国家构建(德意志帝国)和国家重建(联邦德国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些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根本进程使这些形成的制度和理念远远超出了这些构成要素的总和。 最后一部分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当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灵是否意味着德国和改组后的欧盟即将出现另一种协调市场经济。 在继续讨论之前明确术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在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德国的协调市场经济称为德国模式。就本文多次使用的经济政策“模式”这一术语而言，显而易见，只有那些在出现之后——有时甚至要等到多年以后——得到人们充分认可的制度安排才能被称为“模式”。换言之，经济政策模式是我们只能通过“后视镜”才能看到的制度“景观”。由于本文首要关注的是德国协调市场经济的发源，其次则是其衰落，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要确定构成这两个阶段的协调市场经济的特定制度要素和理念要素，以及它们形成的过程。因而，本文虽然研究的是这两个较早阶段的发源，但一般尽量不用“模式”这一术语。正如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所说的那样，这些协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试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创新能力以及他们创设的制度。此外，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是始料未及的。比如，创设这些制度本来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制度的调整，它们也可以服务于极其不同的目的。就此而言，本文想强调的是，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和20世纪中期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从未把较为倾向自由市场的经济形式当作一个严肃的选项。因而，在这两个时段的开端，还预见不到后来得到普遍认可的协调市场经济“模式”。不过，所有这些合作性的、在制度层面密集展开的试验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没有走上放任自由主义道路。尽管对这种协调市场经济来说并不存在任何“系统设计师”，但鉴于需要实现工业化和发展以及从政治上保障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的权利，这些实质性压力使合作形式成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唯一途径，因为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不在考虑之列。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以及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分别在国家构建和国家重建的背景下“规划了”这些特定的协调市场经济体制。 德国模式的衰落 如今，战后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的缺陷可谓人尽皆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一直面临着工业竞争力不断下降、结构性失业长期存在和东德持续停滞的困境。此外，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数十家德国企业充当“卫士”的德国大银行也开始切断它们与德国大企业的“私人银行”(Hausbank)关系，以便专注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机会和利润。十多年来，在以前的合作型法团主义劳资关系框架内，德国雇主也总是一再地撇开雇主协会，“自行其是”地与工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工会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几乎一半的德国工人脱离了工会，它们现在只能代表不到20％的德国工人。最后，虽然社民党曾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执政党几年后标榜过“有人性的资本主义”，但它最近也转向了严厉的紧缩政策。2l世纪初，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
der)政府实行了“哈茨IV”(Hartz IV)劳动力市场改革，使自己的很多支持者遭受了损害，导致社民党在2005年大选中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权，之后又在2009年的大选中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惨败。 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结局可谓狼狈不堪，它最终被描述为一种由笨拙的、有局限性的、适应性不强的僵化制度构成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转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让德国经济走出低谷，才能使其承担起战后的体制根本承受不起的两德统一带来的成本。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严重衰退打击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热情，但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共识仍是，现存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前景堪忧。这种看法暗示着，2009年大选后基民盟(CDU/CSU)的新执政伙伴——自民党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才是更加合适的政策模式。尤其是，该党认为由劳动力价格较高的传统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不够灵活，无法在越来越严酷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制度革新、理念设想与国家构建(或重建)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时间点对理解该国的经济政策结构很有帮助。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往往采取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且逐渐成长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因为它们的好运气和开创性的工业化进程使其较容易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英国和美国是这种模式的最佳案例。工业化开始较晚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却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选项。由于缺乏现成的和可预期的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的途径，它们要赶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就不得不建立另一套不同的制度。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试错型”经济不同，后发国家犯错的余地要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