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输出的“致命自负”　　

      出生于爱沙尼亚的莱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曾任该国第一副外长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卸任后，他转往学界任职，并先后出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法学教授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穆勒森的研究兴趣涵盖中东欧政治、人权以及民主化，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类的命运？》(Democracy：Destiny of Human-kind?)一书。《政体更迭：从民主和平论到强制性政体更迭》(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是其2013年的新作。他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当下西方基于“民主输出”的政体更迭策略及其后果。该书的中译本将于2015年下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古至今，人们总有一种将陌生人变为“自己人”的冲动以获致安全感。推广到政治领域，这种情感则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所谓“非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造，这种做法被广泛地称作“政体更迭”(regime change)。在《政体更迭：从民主和平论到强制性政体更迭》一书中，作者莱恩·穆勒森主要从历史—智识源流与现实后果两方面出发，对政体更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作者将美国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体更迭策略作为分析的重点，讨论了该策略在两国获得不同后果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体更迭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将对穆勒森的观点做一简要评述，并对其之于中国的现实意义作出阐述与解读。

      一、普遍历史观、“民主和平论”与政体更迭策略

      “民主输出”(promotion of democracy)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钟情的一种改造非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做法。简单地说，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将各种非(西式的)民主政体改造为(西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从其演变过程来看，这种做法已从冷战时期西方(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转变为如今的“政体更迭”。后者相较于前者更依赖于强制与军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外力试图快速实现“政体更迭”的做法更接近于“革命”而不是“改革”。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强制性政体更迭的两大实例。

      追本溯源，穆勒森认为，西方基于“民主输出”的政体更迭策略从其哲学基础上来说是一种启蒙的遗产。他指出，西方世界的启蒙观念“相信一种普遍理性最终将会战胜情感、自发性与非理性”。因此，深受此种观念影响的西方人总有“一种依照复杂蓝图改造世界”的企图①——他们笃信一种单线的、进化论式的历史观，并认为人类解放与“进步”的终点就是某块“乐土”(promised land)。由此，自由主义试图将人类从某种不可欲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并最终送往一个“不可避免”的终点。

      基于这种“普遍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观念，当代西方国家向全球输出自由民主(亦即西式民主)的做法便拥有了坚实的哲学理据及某种正当性。民主的“传教士”们普遍相信在政治上“所有国家将走上同一条发展道路”②，而这种信念在之后又被各种版本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所强化。“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对于许多西方的学者来说，这一命题不仅在哲学上显得无可辩驳，甚至在统计学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而信仰所谓“民主和平论”的人便自然会“支持在全世界范围推行自由民主”③。他们认为，只有生活在一个“大同”(uniform)的世界，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而这个“大同”世界只能由自由民主国家所组成。

      因此，“世界上民主国家数量越多，军事冲突就越少发生”便成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甚至是政界的黄金信条。“民主和平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构建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乃是获得本国国家安全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在这种语境之下，一个国家的“政体”与“(国家或军事)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非自由民主政体与“不安全”甚至是“威胁”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由此，改变“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体(即推行“政体更迭”)与加强军备在国家安全家领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穆勒森看来，西方“同化世界”理念(不论是过去对于基督教的推广还是现今对于自由民主体制的输出)的出发点或许是一种理想主义，但落脚点却一定是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或安全)。如果将政体更迭视为一种满足西方国家“私欲”的手段，一点都不过分。

      二、政体更迭的策略效果不佳

      然而，现实状况让那些热衷于在非西方国家推行政体更迭的人们遭受了不小的打击。“民主输出”并没有能够塑造出几个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相反，这种用外力推行政体更迭并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做法在多数非西方国家中造成了混乱。这种混乱非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为西方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麻烦。正如穆勒森所指出的那样，“人为的让世界同质化的企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常适得其反”④，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案例可能就是俄罗斯(苏联)。在书中，穆勒森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评估了西方在俄罗斯(苏联)推行政体更迭的后果。

      尽管在地理上与西方接壤并且在文化上与西欧高度融合，但俄罗斯在西方人的眼中依然算是一个“异类”。穆勒森用三个“D”来概括这种态度：讨厌(Dislike)、失望(Disappointment)和恐惧(Dread)。而为了消除这种负面情绪，西方人总在考虑如何把俄罗斯变得更加自由民主从而变得“更听话”。尤其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更是某些西方人的“眼中钉”。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当时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与其说是相当大，不如说是根本对立。上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在苏联启动了所谓“改革”进程。不过在穆勒森看来，戈氏改革的目的除了解决苏联内部问题之外，还在于与西方“修好”。戈尔巴乔夫天真地认为，改革能够在体制上缩小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从而消解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苏联长久以来的敌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