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4-0240-04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民主的重大危机。这是一个广泛的、多层面的危机，既包含政治维度，也包含其他一些重要维度，例如经济、金融、生态和社会维度。这些维度放在一起，再加上民主危机的政治维度，就构成了一个“总危机”。在根本上，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说，是我们当前金融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形式下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的诸多支脉中，政治具有超过其他因素的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实用价值，是化解其他各个危机的关键。如果不能对民主力量进行成功的重构，就不会有成功解决生态、经济/金融和社会等危机的希望。民主的危机亟须我们的关注，既着眼于它自身，也为解决其他难题作分析。 当前危机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在根本上，它包含两个方面：行政方面和合法性方面。我将首先对每个层面做解释，然后对它们二者是如何相关联的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是行政方面：民主需要体制化的公共力量，这样它才会有实际解决问题并产生结果的足够能力。为了公共利益，这种力量必须能够做出并实施有约束力的决定，并把它加之于诸如商业公司等喜欢逃避政治管理的私人力量之上。没有这种体制化的层面，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缺乏用以管理的行政力量，民主就不会存活。民主必须具有把公共意见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的能力，即使这样做违背了强大的、可能会激烈对抗的私人力量的意愿。 其次是合法性方面：民主还需要非正式的公共交流的领域和设施。如同它们的称呼，这些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场所，在这里，那些被管理的人可以参与自由、公开的讨论，以评价他们需要对之臣服的那些力量的合法性(或者不合法性)。通过新闻界和其他媒介的非正式公共交流，那些被管理的人就可以审视替代性的政策建议，也在这个过程中看清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原则上说，讨论结果应当是合乎规范的、合法的“公共意见”——因为它是通过开放、无限制、包容和公正的交流过程达成的。原则上说，公共意见应当在实践层面上有效：能够影响或者限制行政力量，以使行政力量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换句话说，在公共领域形成的公共意见应当被转译为公共意志。 因此，民主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失败。首先，民主会陷入行政危机，因为它缺乏成功地处理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管理能力。比如，领土国家的公共力量被全球性的寡头垄断公司所凌驾时，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其次，民主会陷入合法性危机，因为公共领域交流的渠道不允许那些被管理的人之间进行自由和公正的交流，或是因为这种讨论所产生的公共意见缺乏实际的效力。这种情形会发生在公共交流受限或者封闭的情况下，以及当政府忽视公共交流却去逢迎私人利益的时候。 第一种情形的结果是行政危机，第二种情形的结果是民主合法性危机。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行政危机在理论上会导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阻挠公共力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那些举动，其非法性会在公共领域得到揭露。事件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发酵，被激发的公共意见会喧嚷不已，呼吁民主改革，或者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社会结构的深层转换。 按理说，今天会发生这种行政危机。我将做出解释，说明我们已经具有发生所有重大行政危机的要素。同时，我们也具有造成全方位的合法性危机的许多条件。然而，行政危机向合法性危机的转换却似乎被阻止了。在今天，民主的行政危机以及其所伴生的立法缺陷都没有引发鼓动结构转化的集体行动——至少在北半球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随之而来的民主的前景将会如何？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代民主的行政危机。事实上，体制化的公共力量越来越缺乏直面私人力量的能力和意志。因此，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解决诸如全球变暖等紧迫问题。以下几点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第一，在地缘政治层面，随着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解体，不仅金融投机开始不受管束，各个国家政府对于金融投机的资金供应管控也被迫解除。因此，这些政府受到制约，无法实行反周期赤字支出。 第二，在国家层面，那些无法求助于“公共凯恩斯主义”的政府，首先求助于科林·克洛弛(Colin Crouch)所说的“私人化的凯恩斯主义”：它们鼓励消费者借债(房屋抵押、信用卡消费、学生贷款)，以便在发生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生活无助的情况加剧，以及公司和富人串通进行协调一致的税务反抗的情况下，消费者仍然保持高水平的消费。这种以债务为燃料的消费主义政策导致了“平民私人主义”，并确保了足够多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借助于这种极为被动的合法性，在再分配政策走强的局面下，剧烈的抗议却没有发生。 第三，当2008年金融危机使上述情况终结时，当权的那些力量决定牺牲普通公民和纳税者的利益，以保证那些私人投资者的利益。让前者做牺牲来救助后者，直接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某些国家因债台高筑，其行政能力和民主主权被剥夺，只好在“市场”的威逼之下实行“紧缩”。欧盟曾经被认为是后国家民主的化身，却不顾公民的强烈抗议，打着民主合法性的旗号，蜂拥而上顺从银行家的摆布。 第四，在国际层面，我们已经看到“无政府的管理”的出现，即私人的和半公共的管理机构的扩散。‘这些机构制定了强制性的可执行规则，管理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交往的广大地带。这些机构的例子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NAFTA)和国际知识产权新自由体制(TRIPS)。这些管理结构极不民主化，常常暗箱操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任何人负责。由于全心全意地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它们能否经得起公共领域真正严格的审视，还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