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4)06-0098-07 危机与变革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两者的研究都不够深入。在我国，对危机与变革的经验研究要远远多于理论研究。一部分学者往往从对策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和分析二者。此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比较狭窄，没有认识到危机与变革的广泛性。而事实上，从革命与社会运动，到政治经济发展，从“断裂式均衡”①(punctuational equilibrium)到渐进缓慢的制度变迁，我们都可以用危机与变革的框架进行分析和理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对危机与变革进行了持久的学理探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了西方政治学界对危机与变革的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整合为三种视角：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和过程主义视角。这三种视角是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范式，对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危机与变革 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制度变迁?制度危机如何产生，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新)制度主义者关心和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于制度的含义还没有形成共识。 (一)制度主义的多样性 尽管学术界都承认制度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被学者接受。对制度概念的研究已经陷入了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概念延展”②(conceptual stretching)的误区。历史制度主义者对制度的定义以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的定义为基础。豪尔和泰勒认为，“制度是内嵌到政体或者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程序、常规、规范和惯例。”③新制度主义的另一个分支，社会制度主义则倾向于提供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应该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者规范，还应该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脚本(cognitive scripts)和为人类行为赋予含义的道德模板。④除了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之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也对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围绕制度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内部并不统一。肯尼思·谢普瑟(Kenneth Shepsle)认为，“在理性选择主义的传统中，有两种标准的方式来思考制度。”⑤第一种思考方式来自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在制度研究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认为，制度就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发明的对人类互动的约束条件。”⑥诺斯的定义抓住了制度的内涵，体现了制度的功能。但是诺斯没有深入解释制度功能背后的目的。诺斯把制度看成外生的，这与其他一些学者产生了分歧。第二种思考方式认为，制度作为“游戏规则是选手自己提供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选手希望制度如此……整个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是外生性的，更不会有什么神奇。”⑦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具有延展性，制度会被历史不确定性反复地诠释和调整。⑧ 上文提到的概念延展导致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也没有共识。对于这一尴尬的处境，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和凯思琳·锡伦(Kathleen Thelen)评论说，“虽然制度分析已经在当前社会科学界处于显要位置，但是当前的文献却为制度变迁的过程提供了非常少的指导。”⑨本文认为诺斯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因为它并没有像社会制度主义者所定义的那么宽泛，也比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定义更加具有功能性。撇开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本文认为在对制度进行定义时，有必要强调制度的目的性。制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互动进行约束，而制度的目的则应该是减少互动的不确定性。对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曾针对政治世界的风险与预测问题提出三种世界理论。他提出“我们建立制度、文化、组织等等就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⑩研究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有助于对制度危机与变迁进行研究。 (二)危机与制度变迁 危机是否一定导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是什么?一般来讲，学者们认为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外部出现危机，制度变迁也不会轻易发生。马洪尼和锡伦对此总结说，“尽管对制度的定义差别很大，但是几乎这些定义都认为，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的特征。制度框定人类的行为而且不易发生改变。”(11)但是一旦发生制度变迁，学者会认为变迁是由外部的冲击导致的。外部的冲击可能是战争、天灾、资源分配、环境改变、新行动者等等大大小小的因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分析，主要以理性选择学派和权力学派为代表。理性选择学派主要使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和关键性节点(critical juncture)等概念来分析制度的稳定和变化。但是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不断遭受批评。比如，玛格丽特·利维指出，“理性主义者一直指出均衡变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分析不是动态的，而是比较静态的”。(12)对制度变迁最新的解释来自以马洪尼和锡伦为主的权力学派。马洪尼和锡伦认为，危机和变革都来自于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情况。(13)他们指出，渐进的制度变迁一共有四种模式：取代(displacement)，叠加(layering)，偏离(drift)和转变(conversion)。(14)在这四种制度变迁模式中，存在着四种制度变迁推动者。马洪尼和锡伦把他们区分为：叛乱者(insurrectionaries)，共生者(symbionts)，颠覆者(subversives)和投机者(opportunitists)。(15)这四种制度变迁的模式和四种制度变迁推动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