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作为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点的比较政治研究 我给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简单概括是，比较政治学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而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这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虽然是他国，但出发点是本国，即为了本国的需要；为此，本国政治经验就应该优先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这一点必须得到明确，否则就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变成了为方法论而方法论的最终没有任何智识贡献的游戏。如果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对此就不会有任何疑问。国内比较政治学起步晚，且起始于美国政治学方法论泛滥之际，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美国式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而不去反思美国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背后的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的政治背景即意识形态战争问题，此其一。 其二，没有“比较”就没有比较政治学，因此比较政治学本身就具有了“比较方法”的蕴含了，或者说比较政治学就是以“比较方法”为学科禀赋。也就是说，尽管比较政治学本身具有方法论特性，但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如个案研究、统计分析，最终都是为了“比较”，因此其核心方法是“比较方法”。 其三，国别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但是如果仅有国别研究的经验基础而无通过“国家比较”而形成的概念、理论和话语，则是有“器”而无“道”，器物层面的研究充其量可以用来制定双边政策而很难拥有国际话语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只有具备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才最需要比较政治学，小国如科威特、瑞士再富裕也不可能拥有、其实也不需要什么话语权，只有大国才需要话语权，也才可能拥有话语权。 因为学科落后，经济上已经崛起的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话语权，因而必然是思想的落后。这且不说。比较政治学的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相关学科的滞后和发展瓶颈，因为比较政治学是相关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交集点和知识增长点。西方人把政治学细分为政治学理论(含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问题、政策科学(公共管理)等分支学科。就分支学科的关系而言： (1)本国政治和政策科学都是比较政治下的学科，如前，本国政治经验是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基础，政策科学如比较政策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比较公共政策研究。 (2)就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关系而言，按照王缉思教授的看法，其实不存在什么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都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而在我看来，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的区分只不过是表述的不同而已。中国崛起是鲜活的世界政治话题，中国是怎么崛起的？本源自然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机制所致，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话题而已，一个崛起后的中国在世界上怎么办的问题。 (3)比较政治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学的一般性理论比如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与专制乃至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脉络，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产物；同样，更多的比较经验研究也会纠偏或者丰富政治学理论和命题，比如俄国、中国等后来国家的建国历程是不同于早发国家的政党主导型，这显然不是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能够解释的；再如两党制比多党制稳定这样的命题也并不靠谱，不少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比两党制更好，等等。 (4)更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学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先验”的吗？即使是先验的，也是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①，他们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该将它们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莫名其妙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这里的现实或历史就是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 (5)另一方面，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知道，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笔下的二元化结构即政治—社会，今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化结构。这就是说，“利维坦”不但是政治的、国家的，还有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考虑到这样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古典思想本身，还是基于文本解读而发展出来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或者新共和主义等思潮，我们都需要更谨慎对待，因为很多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人性的古典命题都没有考虑到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或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社会”。在我看来，没有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引介与诠释阶段。要真正复兴国内的政治学理论，回到源头，即一开始比较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就不分家的传统，或许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好的路径。这也是美国政治学者阿普特(David Apter)所呼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