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所蒙受的苦难，与国家主权的沦落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从最初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由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致，中国思想界也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冲突，而冲突的焦点之一则是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或者进一步说，是中国社会应该何处去的问题。 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分歧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伴生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近代历史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学、西学之争：走向近代历史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近代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无法按照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来安排社会生活、决定社会发展路向的时代。原因十分简单，长期在闭关锁国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生活内容也因此而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一时间必然在观念上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他们只能是被动地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至于恰当地理解和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尚需时日。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向西方近代文化开放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同时也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引领着观念变革的潮流，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努力，近代中国的历史或是别样的面貌。 孟子曾经有过“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①的话，中国近代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近代思想家所遭遇的历史环境却不同以往，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即使是生活在“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战国时代的孟子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文化一直以其丰厚的内涵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确切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国家。更何况，中国人素来重视“华夷之别”，按照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西技”、“西艺”还是“西学”、“西政”，都是与中国传统不相吻合的舶来品。所以，在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如何实现自强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观念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社会地位、思想方式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别，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存有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的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近代历史上的思想分歧之严重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七八十年间发生的每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都伴随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当有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便有人指斥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当洋务派欲开办新式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近代天文、算学知识时，清流一族便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观念上的裂隙愈是明显，最初有关西洋技术的争论，后来便蔓延成为“旧学”与“新学”亦即“中学”与“西学”之争。亏得出身清流尔后又转身投入洋务阵营的张之洞老到，提出了一个“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后来人们把这句话译解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场争论算有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中体西用”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当时各方对此说都感到很是受用。倡西学者喜欢的是“西学为用”，他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守旧物者看重的则是“中学为体”，以为这是维护王道伦常的根本原则；清王朝的统治者则很有一种旧学新学皆为所用、天下士人尽入榖中的感觉，这也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大受慈禧太后褒扬的原因所在。我们猜度张之洞的本意，他应该是赞同引进西学的，但引进西学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以及中国封建时代延续已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不能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内核。张之洞的想法有些天真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恰恰是围绕政治的主题展开的。 从中西学之争到东西文化论战是逻辑的思想进程 近代史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全方位的碰撞。最初人们所看到中国与列强之间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差异，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日益活跃，人们认识的触角逐渐延伸到了政治层面上来。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一个月以后发生了戊戌变法，三年之后发生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秦汉以来的帝制。清末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晓得，但我们能够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陈腐的政治体制。就如梁启超在《政变原因答客难》中所说：“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