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信任近年来日益成为政治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信任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点：第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从而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第二，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过低将意味着目前的政治体系或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将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阻力，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围绕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评估与测定、政治信任的起源两个方面。以欧美国家为对象的政治信任研究成果已较为多见，但是以亚洲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治信任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国内还相当少见。本文拟对目前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进行简要回顾以后，对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及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试图对目前有关政治信任的理论予以修正。 二、有关政治信任的主要理论 政治信任在政治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实际上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资本学者所设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中，政治信任被当作测定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不同的(R.Hardin,1998; Levi & Stoker,2000; K.Newton,2001;E.Uslaner & G.Badescu,2004)。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民众对于政治组织（如政党）、政府机构（政府、国会）、军队等的信任，而社会信任则指的是民众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信任。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测定社会信任的指标，即“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这一问题并没有具体的信任对象，比如家人、朋友、陌生人，而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而被当作衡量一个社会信任水平高低的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未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Newton & Norris,2001)。因此，纽顿(K.Newton)认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具有不同的起源的非常不同的事物。”(K.Newton,2001) 由于政治信任与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信任不同，也由于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来说，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都是必须的，因此，纽顿等学者也把政治信任当作一种“政治资本”来看待(K.Newton,2001)。不过，纽顿(2001)虽然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尽管如此，把政治信任看作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想法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过高的政治信任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水平较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高度的政治信任可能会纵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 对于政治信任的起源，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即制度的解释和社会文化的解释①。文化的解释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是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其起源于“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人们成长早期社会化而形成的，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对制度的信任是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延伸”(K.Newton,2001)。具体来讲，也就是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性因素，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高度的社会信任导致高度的政治信任。在这一点上，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又和社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当数普特南(1993)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该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信任、市民组织以及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了政府的绩效。而制度的解释则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估”(K.Newton,2001)。当一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增加了民众的福祉，民主制度的运行获得了民众的首肯，同时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得到了控制，那么政府或者制度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就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或政治制度信任的增加。反之则反是。米施勒(William Mishler)与罗斯(Richard Rose)在对中东欧和前苏联10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进行实证分析以后指出，无论是微观层次（即个人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即社会层次），制度主义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目前，从制度主义角度探讨政治信任的学者居多数，其中不少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Chanley,Rudolph and Rahn,2000; Susan Pharr,2000; Newton and Norris,2000; Levi and Stoker,2000;Luke Keele,2007)。此外，在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制度下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都更容易形成，而独裁或者威权主义政权下，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则较难形成(Uslaner,1999; Levi,1998)。 那么，以上对于政治信任的解释是否也适合用来解释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信任的起源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任源于社会信任的解释，对东亚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答案。笔者认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同样可以成为政治信任的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威权主义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遥远，可是对于东亚国家来说，仍然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的价值观念。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都有着历史漫长的专制或威权主义统治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中，威权主义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概括出了中国人的四种社会取向的特征，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在家族中的父权至上和国家中的君权至上，两者“相辅相成，便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家族内外，自幼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自然会形成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和行为取向”（杨国枢，2006）。权威取向具体来说有三个特征：对权威的敏感；权威崇拜；权威依赖（杨国枢，2006）。威权主义倾向不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东亚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以韩国为例，即使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后，韩国人的威权主义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韩国人的日常行为中，而且还体现在韩国的语言结构中。从一般的观察来看；韩国人在师生、上司和下属、父母和子女、长幼、甚至上下级学生之间的等级尊卑比中国要严格得多，韩国甚至存在着年龄相差7岁就不会成为朋友的说法。韩语的语言结构中对敬语的使用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对不同的年龄、地位的人应该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和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