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精神正在当代获得新的延续。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麦考米克在其出版于2010年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式民主》①中指出，当代的选举式民主无法避免经济精英垄断政权，必须在选举之外赋予平民以额外的制度支持，才能平衡富人的力量；而马基雅维利恰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制度方案。根据他总结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麦考米克为当代美国设计了一个“保民院”，这个保民院由51个随机选取的非富人阶层的公民组成，具有否决权、公投提案权、弹劾权三项基本宪法权力，承担起守护共和国自由的使命。(pp.183-184) 麦考米克教授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其马基雅维利解释尤以“平民主义”(populist)路径而著称。②在解释路径上，麦考米克教授与剑桥共和主义学派存在严重的分歧。麦考米克批评斯金纳、维罗里、佩蒂特等剑桥学派学者过多地将马基雅维利放在古典共和主义复兴的语境中进行解释，赋予其过强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未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激进性和创新性。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平民立场，试图在一个贵族与君主主导的时代对平民进行赋权。③这一观点当然不是全新的。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其实是在给人民上大课，《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其真正目的并不是给君主出谋划策，而是向人民揭示君主的阴谋诡计。④但卢梭并没有在学术上完成这个证明。卢梭以后的平民主义者们继续受到马基雅维利的激励与启发，尤其是两位共产党人——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阿尔都塞。葛兰西在《君主论》中读到了马基雅维利对当代“新君主”共产党的告诫，⑤而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位孤悬在16世纪，与19世纪的共产党人气息相通的思想家。⑥同样，这两位天才的思想家也没有对马基雅维利的文本进行足够深入和细致的学术解读。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则在学院派学术的意义上对“马基雅维利=平民主义者”这一命题进行了证明。在这本著作中，麦考米克主要基于《君主论》、《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三部作品，阐发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原理，并对其制度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平民(popolo)与“大人物”(ottimati或grandi⑦)之间差异的深刻理解。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脾性(umori)，“大人物”的脾性倾向于压迫，平民则试图摆脱“大人物”的压迫；既然“大人物”的野心并没有止境，平民在摆脱为必然性(necessità)而斗争之后，仍然要为对抗“大人物”的野心而斗争。如果说守护某物的责任应当被放在对其最缺乏占有欲望的人身上的话，那么，守护共和国自由的责任应当被赋予平民。在马基雅维利笔下，罗马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在那里保民官具有否决权，平民具有立法权和对共和国官员进行公开指控的权力。这些制度比选举更有助于维持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大人物”很容易俘获选举制度，将其变成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所构想的制度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到当代世界，尤其是美国。为了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当代的关联，麦考米克不能不注意到当代世界与16世纪在情境上的不同：在当代世界，帝国主义已经臭名昭著。因此，如果他所阐发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帝国扩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那么，这一模式自然也就无法在当代世界获得足够的正当性。因此，麦考米克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作出“去帝国化”的处理。 在我看来，麦考米克的努力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提出一种对当代具有启发意义的民主模式；第二，论证马基雅维利是这种民主模式的思想教父。这两个层面事实上可以相对分离。即便没有第二个层面的证明，哪怕我们将第一个层面的民主模式称为“麦考米克”模式，它对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实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如果审视麦考米克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作的思想史证明，这部作品的薄弱之处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作为“平民主义者”的形象塑造，是以压制马基雅维利文本中的另外一些重要主题作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帝国扩张的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大人物”正面作用的思考。 本文将对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首先讨论麦考米克的文本解释路径，揭示其长处与不足，这同时也是一个反复界定麦考米克所赞成的民主模式的实践指向的过程。然后，讨论将转向这种民主模式的实践启发意义。既然我并不认为麦考米克忠实概括了马基雅维利的民主模式，那么，我同时需要说明，准确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又具有哪些要素和实践意义。我将证明，麦考米克所赞同的民主模式是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批判式发展，二者并不能相互等同。 一、麦考米克的解释方法 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解释，基本立足点就在于马基雅维利对贵族(ottimati)/大人物(grandi)与平民(popolo)两种不同脾性的区分，即前者倾向于压迫，而后者仅仅是要逃避压迫。然而，一般解释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区分，而是马基雅维利那些看似愤世嫉俗的对人类自然(natura)的全称判断。比如，在《君主论》第17章中的这个判断：“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利益的。”⑧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中，他又指出：“自然创造人类，使其能够欲求每个事物，却不能得到每个事物；如此一来，由于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是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意，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感。由此导致他们命运的不同，因为一方面有些人欲求拥有更多，另外有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由战争导致一个地区的毁灭和另一个地区的成功。”⑨ 解释家如果重视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这些一般描述，通常会很快将此与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观与帝国观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是贪婪的，欲求无度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而在扩张和征服中就会出现帝国。这一解释看起来也符合《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那段话的字面意思。但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去帝国化”的麦考米克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解释方向。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的一般教诲不应按照其字面意义来理解，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于“大人物”和平民的区分。他引用了《李维史论》第1卷第5章最后几句话，在那里，马基雅维利指出，大多数时候骚乱是由“大人物”引起的：“大人物”既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又害怕失去手中已有的资源，同时，他们可用以作恶的资源也更多。是“大人物”的“不端和有野心的行为举止”，在那些不拥有这些事物的人心中燃起占有的欲望。换言之，“大人物”拥有资源，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或公共福利，而是为了压迫比他们低的阶层；而平民并不天然嫉妒“大人物”，只是在受到“大人物”压迫的时候，他们的欲望才被激发出来。用麦考米克自己的概括来说，少数人和多数人“分别被不同质的欲望所驱动”(p.5)。因此，马基雅维利对两种脾性的区分，而非对人性的一般描述，才更具有实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