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演变而来的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具有历史合理性。①当然，没有哪个政体完美无瑕。西方比较政治学传统分析框架通常将政体区分为自由民主主义、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等。且不说这一类型学背后的政治目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西方中心论等弊端，其解释力不足也颇为人诟病。如，仅以有无竞争性选举来评判当下中国政治体制，势必得出其属于非民主政体的结论，但却无法解释这一体制也具有优质民主体制的优点——政治过程具有开放的特点与趋势、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回应能力等。②③④概言之，如果说政治是汇聚公共良善的话，那么，选举并非唯一办法。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也具有汇聚公共良善的功能。普泽沃斯基曾指出：藉由选举来选择统治者的做法，并不能确保理性、代表性或是平等。⑤当然，这绝对不是反对推进民主选举。发展民主政治，必然存在多种道路。基于历史，认识现有体制的优劣势，找到一条稳妥可行的路径，才是政治知识生产的出发点。 近年来，笔者从西方政治学否决者理论获得启发，发展出基于政策过程的政策否决模型、政体分类理论等。本文不仅尝试与西方学术观点对话，而且提出新的模型，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基于政策否决、政体分类理论的理性思考，也可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探索提供建议。 切贝里斯(George Tsebelis)提出的否决者(veto players)理论，是政治制度分析近二十年里出现且影响日益扩大的研究途径之一。⑥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政治研究的替代性框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不可避免地，否决者理论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将否决者作为静止或孤立的变量、忽视纵向否决、忽视历时性政策否决(政策变迁)等。在笔者看来，否决者理论目前仅探讨了政策否决现象的一种类型——横向/共时性否决，其政体分类仍基于选举标准。而在政策过程中，政策子系统开放与否及开放程度，纵向否决、历时性否决与横向否决、共时性否决同等重要。作为一种有发展前景的分析框架，接下来的发展思路应该是：沿袭否决者视角，将否决者置于政策子系统中加以分析，然后将纵向否决、政策变迁等融入其间，实现政策过程理论与政治制度分析的嫁接，提出较完善的政策否决模型。如此，不仅可以弥补否决者理论目前研究范围狭窄的局限，而且能够形成更为基础、适用范围更广的分析框架，进而运用于政体比较，并对政治发展道路探索提供新的启发。 遵循上述思路，本文将提出吸收了政策子系统、纵向否决、政策变迁(历时性否决)等因素的政策否决模型。不过，首先需要对否决者理论的局限以及为何采取否决者视角以及为何把政策子系统、纵向否决、政策变迁纳入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说明。 一、研究缘起：超越“否决者”及其政体理论 据否决者理论创始人切贝里斯自述，该理论萌芽于他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篇论文《宪法的局心》的阅读，相关论文在90年代陆续发表。⑦⑧2002年出版的《论否决者——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该理论。自90年代至今，该理论影响与日俱增，运用者队伍规模持续扩大。 概言之，否决者理论以政策制定中的“否决者”为分析起点，聚焦于政策稳定性，为政治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进而分析了民主与非民主政体、总统制与内阁制、政府与议会、公民投票等，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如，与传统政治制度分析途径不同，切贝里斯则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主要差异是议题设定者不同，总统制下由国会设定议题，议会制下是内阁设定议题。传统观点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主要差异在于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在前者彼此独立，在后者则有所互动。⑨切贝里斯通过分析还认为，无论哪种政体，当否决者数量多、政策稳定性强时，则议题设定者所能发挥的角色越小，在内阁制易导致政府不稳定，在总统制国家很可能导致政体不稳定(如导致军政府产生)，当无法改变立法机构所设下的现状时，很可能导致官僚和法官更加活跃和独立。⑩显然，许多国家政治现状印证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否决者理论成功运用的典型是对欧盟这一特殊政体的研究。在传统政治制度分析者看来，欧盟是一个例外，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但确实是一种政体；而从政体来看，既非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有时它是一院制，有时则是两院制，甚至是三院制。(11)切贝里斯认为，“欧盟制度过于复杂且变异程度太大，以至于无法用否决者之外的研究架构予以分析”。(12)使用否决者理论，他指出：自1987年以来，欧盟从一个具有六个、八个、十个或是十二个否决者的体系，转变为一个具有三个否决者或具有两个集体否决者的立法体系；然而集体否决者各自采用条件多数决进行决策，因此，政策稳定性非常高；2001年的尼斯条约、更多国家加入，将导致政策稳定性增加以及官僚和司法的独立性。(13)切贝里斯针对欧盟提出的否决者框架，影响巨大，不仅写入解释欧盟机构运作的教科书，而且为后续研究者不断参照与引用。(14) 否决者理论产生以来，批评者也陆续提出各种意见。我国台湾学者吴文钦总结了主要批评，包括：第一，将否决者的偏好视为外生变量，也就是否决者理论不讨论偏好如何形成与改变；第二，在现实政治中，否决者在某一回合的互动，往往同时包含了在其他回合的政治考量或利益交换，使得研究者不易掌握否决者的实际偏好；第三，在将它应用在跨国比较时，将所有国家的政治体系一概转化成由否决者数目和立场所代表，便无法关照到个别国家的细节，使得比较时产生偏误。(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