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政治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18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蒸汽机、电力机械等大生产技术的发明和广泛采用，西方国家初步实现了对自然界的驾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重建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获得较大成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对自然的支配作为前提”①，它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使自产业革命后就已屡遭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粗暴地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使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破裂。它“使人类社会的整个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崩溃着。只要放任这种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60～70年代始自民间的西方绿色和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随后于80年代初出现的绿党更是直接介入政治权力的角逐。在这种情况下，绿色政治学应运而生。 “绿色政治学”(Green Politics)是在西方绿色运动的基础上，经由绿党组织的倡导而创立的。由于其学说体系既强调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又倡导以理性方式排除暴力和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或“和平政治学”(Peace Politics)。其所以冠名以“绿色”，一是因为绿色是自然界的本色，象征和平与安宁，符合绿党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主旨；二是缘自与绿党的关系，绿党为了与“红党”（指共产党、社会党及其他左派组织）、“白党”（指各种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划清界线③，自命为“绿党”。 二、绿色政治学的理论特色 绿色政治学在生态学和政治学之间架起了有机联系的桥梁，开拓了当代政治学的新视野。它自身也构成当代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在理论研究中，绿色政治学借助生态学原理和方法，从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提出要从根本上促成人类思维的变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突出生态安全和“地球意识”，表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系统性。绿色政治学把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危机进行综合的系统考察。它先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然后以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的变革为基本点，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治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分配等各环节和层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如用生态安全取代军事安全的观点，政治决策必须考虑生态效益的观点以及扩大基层民主的分散化的观点等。这些见解，体现了理论的系统和完整，并在系统方法论的意义上予以考察论证。 第二，批判性。绿色政治学否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比如自然社会观上的“人类中心论”，科技政治观上的技术乐观论，政治价值观上的平等、效率、自由及人类幸福论，民族国家观上的主权独立论，经济发展观上的增长无限论观点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绿色政治学都作出了新的阐释。 第三，应用性。绿色政治学强调政治参与，并力图实践政治决策。它还重视发扬基层民主，绿党成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向海洋倾倒核废料的政府行为。在理论研究中，它特别注意研究具有实用价值的课题，如有关政治决策与生态安全、政治行为与环境污染、科学技术与污染防治的研究等。 第四，人道主义。绿色政治学者常常以危机和困境的“代言人”自居，竭力倡导人类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同时赋予自然生态以生命伦理意义，把自然放置到与人类同等的地位。它还主张不分民族、国家的国际合作，甚至进而建立世界政府以促成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五，超国际性。绿色政治学往往忽视阶级、民族、国家的事实，在生态与和平的口号下高扬国际合作的旗帜，偏执于生态保护，具有超越历史和现实，忽视民族、阶级、国家的超国际性倾向。 三、绿色政治学对当代政治思维提出了挑战 1.系统的社会自然观。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政治思维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独立运行的系统；人类是自然界的中心，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历史，人类最终将能战胜和统治自然。这样，人类就过度夸大和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代美国政治学家D.伊斯顿指出，政治系统是社会功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环境包围着。政治系统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之下，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环境④。绿色政治学更是作出了挑战的回答。它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模式及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选择，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态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⑤。在详尽地探索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它形成了两个基本思想：其一，社会系统（含政治系统）并不高于自然系统，它本身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二，人类的活动与自然密切相关，人类无权对自然横加干涉，否则必受其罚。人类目前的危机和困境乃是咎由自取的结果。 2.新发展观。传统的政治思维对技术发展总体上持乐观态度，相信技术进步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对经济增长也持一种无限论观点。绿色政治学对此提出了挑战。它试图重新规定进步概念的定义，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一种人类面临生存价值、生态价值至上的幸福观，并对群体社会、消费主义及浪费采取否定态度。这一模式倾向于一种包括低水平的物质消费和多种手工业形式的“小就是多”的哲学⑥。它同时认为，技术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生态问题，社会系统应根据生态标准和人的标准调整经济，要以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排除增长无限论观点。它还认为，不计生态成本价格的发展理论很让人怀疑。它对经济增长会带来繁荣与幸福的观念，对大量消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观念，对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观念，都用生态环境要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的价值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视。这种发展观与传统的发展观无疑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