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转轨时期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一过程不能以国家权力的过分弱化为代价。国家权力是国家行使其职能的手段。在转轨时期应该把加强国家权力和转变国家职能紧密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保证。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按照国家和社会相对立的思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他们看来，这种转变表现为国家权力不断弱化和缩减而市场则不断扩大的过程。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大爆炸式私有化道路和中国放权让利的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似乎是证明这种观点的两个实例。显然，在转轨时期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一过程引起了国家权力的过分削弱，那么这对于达到目的未必是一件好事。以下的分析将证明维护和加强国家权力是值得改革者，尤其是决策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同时这也是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仅提出这一点是不全面的。因为国家权力只是国家行使职能的手段。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转轨时期应该把加强国家权力和转变国家职能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这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保证。 一 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不是指某一政府部门或某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更不是指国家官员的个人权力。国家权力作为一个规范的整体概念，指国家通过强制和说服方式表达执行自己意志的效率和范围。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实体，个人感受的国家权力通常表现为国家组织和法律的规范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表现为决策者的影响力。 从管理角度看，国家权力强意味着国家在行使职能时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法律法令能得到严格执行；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较为一致，行动协调；中央对地方，组织对个人（官员在内），决策者对执行者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越职、侵权和腐败现象较少。国家权力弱意味着国家缺乏这些特征。 从社会费用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权力强意味着政治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费用少，国家内部的利益较为一致，命令——服从关系严谨有效，市场性行为的余地小。国家权力弱意味着组织内部冲突严重，程序化低，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过程中存在广泛的讨价还价余地，搭便车和寻租现象严重，政府活动的成本大，代价高。 国家权力强弱首先与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有直接关系。制度化水平越高国家权力越大。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制度化的高低是通过4组变量体现出来的，即体制对外部的适应性——僵硬性和自主性——从属性，体制内部的复杂性——简单性和内聚性——不一致性。如果给钱政府部门才提供服务，或各机构之间讨价还价，那么这就不是体制制度化高的表现，而反映了国家权力的虚弱。 其次，国家权力的强弱与国家担负的职能有关。国家担负的职能越多国家权力越大。一般来说，古代国家和自由放任时代的最小模式国家的权力要小于具有广泛职能的当代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职能还有一个区分程度问题。区分程度越高，职能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越强，国家权力的规范力量也就越大。如果一个机构拥有职能过多，或几个机构共同承担一项职能，那么国家权力必然因各机构之间的权力冲突而被削弱。 最后，国家权力的强弱还与国家从社会中提取的资源份额的大小有关。后者构成了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在不同时代国家提取资源的形式及其手段有所不同。在转轨时期，由于这些形式和手段发生了变化，国家提取的资源份额可能减少，这一点势必会削弱国家权力。 二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关注企业经营机制和市场体制方面的问题，疏于考虑国家本身的利益。实际上，改革以来作出最大牺牲的不是企业和社会，而是国家。这种牺牲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推进改革和保证人民群众从改革中获得更多实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受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会损害社会利益，甚至毁掉迄今取得的一切改革成果。 当然，在转轨时期，由于党和国家坚持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我们国家政权本身是牢固的，政治稳定状况，除个别年份外，一般也是好的。但从国家承担社会经济职能的能力或力度看，情况却不容乐观。首先是国家财力不足，国家收入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越来越低。由于财力不足，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总量和质量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财力不足还促使职能部门向社会直接索取报酬，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公正性。 其次，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盛行。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但在利益上又是对立的。中央政府为解决财政分配问题每年需同地方政府举行谈判。决策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约束力减弱了，越职侵权和各自为政的现象越来越多，行政系统的讨价还价余地日益增加。 最后，法纪松驰，腐败现象严重。腐败现象已出现了从个人行为向集体行为，从基层政权向上级政权，从执行机构向决策机构，从一般行政部门向执法部门，从政府部门向军内、党内蔓延的趋势。在腐败的环境中，国家权力被据为己有，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些问题从目前看属于经济问题，主要是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本。例如，当腐败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必须拿出时间、精力和资金集中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加大了监督费用。从长期看，国家权力的弱化则是政治问题。如果国家组织内部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到政治程序，可能使国家出现不稳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