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机制复杂性的探索与启示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事件的发生，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进入80、90年代之后，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新变化。在这一大转型中，学术界开始关心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体系的建立，各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呈现出汇合(convergence)的倾向等一系列新问题。在这一系列转变中，作为发达国家战后发展体制重要支柱之一的福利国家也经历了极大的转变，福利国家究竟是“维持”还是“后撤”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福利国家的转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等社会内部变化密不可分，全球化的推进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力图以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脉络下探寻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具体表现，并探讨相关的作用机制。当然，对全球化挑战的分析无法与对国内因素的探讨相割裂，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之后将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变迁进行分析，以深化对全球化和福利国家变迁两者关系的认识。

      一、福利国家和全球化：概念界定

      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作为单个个体的劳动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要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供应。所以，国家介入市场领域进行调节，以部分的“非商品化”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①同时，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福利的提供是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团体都参与到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并形成了关于福利国家的“政治市场”。②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双重作用之下，现代福利国家逐渐发展和定型。

      人们一般用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支出的水平为指标判断是否福利国家及其发展程度。然而，对社会支出水平进行简单的线性评分(linear scoring)无法反映福利国家的本质。福利国家发展的关键是“非商品化”进程，其本质就是在承认作为公民享有权利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支出的形式实现“非商品化”，进而保障社会公民权。因为“如果社会权与财产权一样具有法律与执行的地位，如果它们是不可侵犯的，而且如果赋予社会权的基础是公民权而不是表现，那么，它们将导致个人地位的去商品化并与市场相对立”，而“非商品化”的充分实现则意味着“服务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利，并且一个人不必依赖市场就能维持生活”。③

      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成为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共识，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则是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年代”。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国家、家庭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体制发展出不同的类型。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主要包括三种，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及欧洲大陆的合作主义模式。在第一类国家中，非商品化的程度最高，体现了现代激进理念对于市场的反弹，其推行福利遵循“普遍主义”原则；第二类国家在三者中最倾向于市场，国家的福利提供是有限的，它在个人穷尽了维持生活的能力时才会干预。第三类国家则最为传统和保守，代表了传统社会对于市场的反弹，国家只有在家庭穷尽了服务其成员的能力时才会干预。

      

      伴随着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出现了被称为“福利病”的一系列现象。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分别批评社会福利给经济绩效和社会道德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⑤这些批评或有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利国家内部变化对其造成的挑战。

      全球化的兴起则从外部对福利国家形成了挑战。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一概念包含了诸多内容，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但意识形态在这一进程背后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按照贝克的看法，“全球主义”的观念“用世界市场排挤或者取代政治行动，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⑥因此本文在分析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时，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同时也考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理论争论与作用机制

      关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学界争论众多。其中最为极端的一种观点可称之为“全球化怀疑论”，这一派观点认为就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程度而言，相较于福利国家内部的变化，全球化是次要的。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福利国家内部一些变化(如老龄化、去工业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当前全球化的特殊之处及其对国内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可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逻辑”，认为全球化以跨国竞争和经济效益的需要为基础，国家总体上从贸易和金融开放中受益，但这种开放使得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向“最低公分母的政策”看齐。⑦受其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降低或中止原本慷慨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福利。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的影响必须经过国内制度而对福利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反应和表现。而且经济的开放会导致公民要求更多的公共领域干预，以补偿国际经济的波动，与福利制度安排相关的国内政治利益以及公众所持有的福利观念都会使国家削减福利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全球化也可能是福利国家建设的新机遇。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