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民主四讲》之后，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的新论《民主的四轮驱动》，在中国思想界、政治学界及公众中引起了一定反响。 为此，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欧树军与王绍光教授就《民主的四轮驱动》展开进一步对话。 欧树军：如果说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是从民主的实践角度反思民主的理想如何落实，您最近所谈的“民主的四轮驱动”是否延续了这个思路?民主有哪四轮驱动? 王绍光：是的，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得要丰富得多。驱动民主的第一个“轮子”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呼吁的选举，第二个是很少人想到的抽签，这是就挑选代表而言，但挑选代表是间接的，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决策，这是民主的另一个层次。就此而言，第三个就是一般人会直接想到的“公众参与”(popular participation)，但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其实中国人也很熟悉，只是大家很少把它和公众参与甚至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就是“群众路线”。我给群众路线起了个英文名字，叫“qunticipation”，“qun”就是群众的意思。当然可能还有别的“轮子”，但这四个“轮子”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有些大家不熟悉的“轮子”也许比大家最熟悉的“轮子”更加重要。 反思代议制民主 欧树军：依赖政治代表的代议政府今天几乎被视为唯一的民主形式，那么，从民主到代表、从代表到选举的过渡是自然的吗? 王绍光：其实很不自然。“代表”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甚至更早，所以现在的“民主”几乎都不是由人民自己当家做主，都是选出一些代表来为人民做主，这种体制就被叫做“代议民主”。事实上，不同的人对“代表”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定义十分不同。上面这四个要素可以有很多种搭配，只要某一个搭配不一样，理解就会不一样，说起来非常复杂。 1960年，美国有个亚里士多德学会，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研究一个非常简单、很多人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另外一个人?大家很少去问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值得去追问。就政治学而言，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一书是绕不过去的。皮特金还活着，现在已经81岁了，这本书是1967年出版的，她认为“代表”这个概念至少有四种含义：象征性代表、实质性代表、形式性代表和描绘性代表。 形式性代表，它的制度反映到今天，就叫做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者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代议制政府未必就是民主的，其中的代表是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普遍指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18岁，不分男女、种族、阶级、宗教信仰都有参加选举的平等权利，这就是普选的最基本涵义。自由是说没有人强迫你去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个人的选择是自己意志的体现。竞争性是指候选的政党或个人不止一个，多于一个，当然也不是无限多，不是“海选”。现代人们一想到挑选代表，自然就会想到选举，认为这是最恰当的方法。其他选人的方式，比如继承、拍卖、推举、考试等这几种方式，在形式性代表体制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不公正的。现在最流行的理念、理论基本都这么讲，好像天经地义一般。但实际上从“民主”到“代表”，再从“代表”到“选举”是概念上的两大跳跃，其中每一次跳跃都很成问题，在理论上都很麻烦。 欧树军：这两次理论跳跃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 王绍光：81岁高龄的汉娜·皮特金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说，“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民主必须经过代表吗?如果必须经过代表，形式性代表可以承担实现民主的重任吗?如果形式性代表不堪重负，那应该是什么意义上的代表? 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人认为选举是一种产生民主制的方式，都认为选举是产生贵族统治、寡头制的方式，而他们认为寡头制、贵族统治是好东西，所以他们支持选举。我们最近经常听到批评全国人大工农代表太少，党代会工农代表太少的声音，而美国国会这块基本没有，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好事情，认为这些人的能力比较强。如果是挑选能力强的人，比选举好的方式多得是，如考试、推举、锻炼等等。 更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实践层面，即选举本身的很多特征导致它实际上无法产生有代表性的代表，因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其中包括：选举的目的模糊(选代表还是选领袖)、投票参与的不平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有严重的不平等分布现象，选举的游戏从代表人民变为代表选民，从代表选民变为代表投票比较积极的某些社会团体，它们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非常容易被操纵(手段包括暴力抢票、用钱买票、通过选区重划骗票)、策略性投票(选民或选民的操控者劝导选民不按照本意投票，而是把票投给其他候选人，目的是防止出现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选举结果)、不合比例性(得到的选票比例高于得到的席位比例，或者反之，这是不可能用技术性方法解决的，已经反映了更实质的问题)、选择有限(如果最后只剩下两个选择，这与只有一个选择差别很大吗?)、容易出错(很多选举需要重选或者重新计票，重新计票的结果往往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选票不宜解读(选举结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非常不容易被解读。政客们深谙此道，他们知道谁也不知道“回应”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政客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在选举的时候天花乱坠，每逢选举几乎就是一个天花乱坠的假期)、自然贵族性(选举必然产生贵族统治，而贵族统治优于民主)、正当性疑问，加到一起就使人不得不问，以选举为支撑的形式性代表体制到底能不能实现民主的理念?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