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B82－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2)04－0031－10 近代思想家无论从传统获取社会变革的资源抑或从西方文化拿来解题之方，都已意识到国民寻求自由、自觉、民主的启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智识求索和政治运动的伦理觉悟，因此，其本质就是政治变革中的国民性格批判与重塑过程。美国政治学家科迪维拉曾经指出：“懂得各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总体性格的人握有制定政策的金钥匙。”[1]重新审思中国国民性格问题的核心价值，政治哲学维度的考量方式就表现为一种政治使命或责任的历史与现实对接，它隐喻着政治文化及其制度表达与国民性格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实际地厘定了政治运行的现实基础就在于重塑优良的国民(或公民)身份，以人的现代化或曰全面的“真正自由”为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归宿。因此，中国国民性格研究就不只是一种历史叙事，还应该是接续历史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回应。 一、政治发展中的传统国民性格批判 中国近代“国民性”(或“民族性”)一词主要来源于日本引介西方社会民族国家理论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一词的日文对译。这个专属概念是伴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潮的勃兴而广为流传的，日本明治时期将其译为“国民性”，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从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直接引入中国学术界[2]，并在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形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的话题表述范畴。中外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讨论国民性格问题，最终定位在一种整体批判的维度上，便提出了国民性格改造或重塑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现代化使命，人的现代化就成为政治发展的主题。 中国国民性格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被时代超越的话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浪潮掀起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实践赋予社会思想研究浓厚的政治意识韵味，民族文化建设也就成为政治运动的辅助资源。然而，人们并未停止对国民教育的求索，国民素质的培育仍然是政治革命的潜在主题。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仍然在思想界拥有较大影响，在其所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仍然对国民素质建设多有论及。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教育，青年人对于政治生活必须养成“政治意识”，形成“政治习惯”，具备“判断政治能力”，并认为“养成习惯为最要而最难”的问题，这是国民必备的三项政治素质。在他看来，“政治不过团体生活所表现各种方式中之一种。所谓学政治生活，其实不外学团体生活。惟其如此，所以不必做实务的政治才能学会政治生活；惟其如此，所以在和政治无关的学校里头，很有余地施行政治生活的教育。”(《教育与政治》)他指出，教会国民学做“团体生活”是最为艰难的工作，“现代的团体，不是靠一两个人支持，是要靠全部团体员支持。质而言之，非用德谟克拉西方式组成的团体万万不能生存于现代；非充分了解德谟克拉西精神的人万万不会做现代的团体生活。因此，怎么样才能教会多数人做团体生活，便成了教育上最困难最切要的问题。”(《教育与政治》)这与其早年主张“合群”思想相联系而又增加了民主的内容。他还将国民政治视为国家政治生活走上正规的标志。“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群众运动没有别条路。”(《市民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已日渐落伍的梁启超的言词绝非个案，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分途带动着近代中国喧嚣一时的国民性批判思潮激起了国人的政治兴趣，从一定意义上对于由五四运动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所孕育的知识精英的政治性格转型，以及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在中国社会的迅速传播，均产生了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生活特别是政治制度对人的能力发挥产生的深刻影响问题，一些学者有很精辟的论述。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芙丽特(玛丽·帕克·福莱特)经过长期社会实践研究发现，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形成的“深沟大壑”已使人类孕育的巨大潜能造成无谓浪费。她指出，“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不能弥合阶级差异的巨大鸿沟”，它未能使广大社会民众实现真正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真正的民主必须依靠每一个人内在的创造力的发掘”，发挥了潜能的人才具备“真正的人”的意义；而“我们只能通过集体组织找到真正的人。个体的潜能除非在集体生活中释放出来，否则，就只能是潜能”；因此，“民主制度的精髓就在于创造，民主制度的技巧就在于集体的组织。”[3]这样，她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完美的“融合统一”的方法。政治民主化发展必然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发展，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体现为政治变革运动与国民性格改造之间互融互进的历史过程。为了掀起政治改革的伟大民族救亡运动，知识精英逐渐体悟到人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以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说为理论指导，以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思想主张为逻辑工具，国民性格批判就持续地融入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革新运动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作为寻求组织化的“真正的人”的价值存在所标志的就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命题。 现代化是发展理论中较难把握的一个范畴，虽然现代化理论家几乎都将其视为与“传统”相对待的范畴，但若想准确概括其本质并非易事，况且当现代化理论家忙于构建或重建体系时，所谓“后现代”又以大肆批判的态势出现在世界理论舞台。①不过，不管理论争论的结果如何，作为一种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积极性价值诉求的表达方式，它需要表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现代化无疑是最主要方面之一。政治发展首先就是政治系统面对生存环境中寻求适应与选择程度的历史进程，而政治系统的适应与选择必然是组织化的政治主体的实际行为——意识行为和潜意识或无意识行为。在理论研究中，很多系统理论家都关注到这一问题，如著名社会结构系统学家帕森斯指出：“任何普通的系统，一方面都可以为了方便的目的而描述成一种结构、一组带有稳定特征的单位或成分的集合，这些特征当然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描述成‘发生了某事’以改变某些特征和某些关系之过程中的一组事件，一组进程。”[4]因此，政治主体的理性进步在政治发展实践中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成为政治结构的稳定与变动程度的决定力量，同时也是作为政治进程描述者以揭示政治变革关系进而确定政治革新方向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正如由个体构成的社会整体总是反而约束着个体行为方向一样，只是宏观地认定国民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决定作用显然意义有限，或者说这与社会有机体说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我们意欲解释的正是问题的另一层面，即如何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求政治主体的价值定位，或者说，政治生活变革给予国民性格型模的影响又将怎样推动政治本身的进一步革新，亦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探寻“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立此存照”(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