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06-0066-09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也是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中所创造的伟大成果。但是，不同的阶级，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他们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解和要求又是各不相同的；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普世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体制。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论，是对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反映。这种理论以及在它的指导下形成的制度、体制，在反对和摆脱封建王权与神权的束缚，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巩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它又具有反映资产阶级狭隘私利的极大的阶级局限性。 然而，自从资产阶级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以后，就开始给它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论和制度涂上一层又一层的灵光圈，把它供奉到神坛上，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夺取世界霸权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更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造神运动，把西方资产阶级制造的这种民主迷信，推进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在2008年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形成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由于西方世界的经济普遍地陷入衰退，与被他们排除在民主政体之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从根本上抽掉了西方资产阶级这种造神运动的物质基础，把被它们神化了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从神坛上推下来，打回了原形。 2013年3月21日，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一文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过程：“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创了几乎每一个主要民主国家的经济，而在经济低迷时期，中国却几乎毫发未损，中国经济在2009年增长了近9％(实为9.1％——引者，下同)，而日本经济则萎缩了超过5％(实为-6.2％)，美国经济收缩了2.6％”，“经济衰退过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而且无法修复的缺陷。” 于是，这场危机就在无意中成了对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优胜劣败的检验石。在危机爆发之初，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和西方将率先复苏，依靠国际市场的中国随后才能好转。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中国不仅第一个复苏，而且还拉动世界各国走出危机，如果说在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2％的话，那么，到了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世界上许多人都在说，看看美国，他们的金融发生了大崩溃，他们不能控制市场的无节制，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中国的平均增速却有9％，甚至10％，盖过了别国。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和美国政府的对策，既使西方人对西式的自由民主制丧失了自信，也破坏了世界公众对于自诩具有普世意义的西方民主唯一合法性的认识，使人们摆脱了对它的非理性的顶礼膜拜，认识到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非西方的政治治理模式同样是可以获得成功的，柏林墙倒塌后所谓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 那么，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怎样被推下神坛、打回原形的呢? 一、输出民主，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 首先被推下神坛、打回原形的，当数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和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信奉的也是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但又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美国特别热衷于把其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输出到别国，推广到普天之下，当作上帝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说过，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的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1946年起正式在其他国家促进西方民主的发展，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为此而开支的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更把传播民主、输出民主当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最优先议程”、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中心。在从冷战向后冷战过渡的时期，老布什就把在国外“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当作“人权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的最可靠保障”；克林顿则认为，在1977年时，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个人为目的的，在冷战结束以后，则应从民主这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去促进人权。为此，他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和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进一步明确地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小布什在2003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地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它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幸福的生活。”过了两年，他又在其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目标是终结人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据此，2006年4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必须在全球范围里采取有效措施扩展自由、民主”；奥巴马继续了这项推广和输出民主的事业，仅仅为在俄罗斯发展西方的民主和人权就拨款两亿美元。正是在这种输出民主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用和平演变促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南联盟狂轰滥炸，在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东欧、中亚推行“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推行“茉莉花革命”，在东亚、东南亚有针对性地搞民主人权渗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