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关注的主题，是儒家的理想政体是什么，这个理想政体比当今所公认的理想政体、“历史所终结”到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更优越。新儒家如牟宗三者，专注于从老内圣(儒家道德形上学)中开出新外王(民主)。放开这种开出是否扭曲了儒家、是否牵强造作不谈，这一努力的价值，即使成功，也很值得怀疑。因为它所达到的极致，也只不过是儒家可以是自由民主的真诚的拉拉队成员，对自由民主的批评与建设性贡献极其有限。我们也因此完全可以只读康德，不读儒家，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似乎也不会丢掉什么。 体会到这一点，蒋庆近年致力于政治儒学，要给出儒家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套制度①。但是，他所理解的儒学，乃是基于他对汉代公羊学的一种(很有争议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他对他所提出的儒教三院制的优越性的论证之主要方式，可以说是“因为它是儒教的，所以它是好的”。这种论证，除了能说服儒教——或者更准确地说，蒋氏儒教——信徒外，难以服人。并且，与此相关，他对其三院制之优越性与必要性的另一论证是，自由民主基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而中国乃儒教国家，因此无法采用自由民主，而必须采用基于儒教的政体。这一论证，问题之一是中国是否(蒋氏)儒教国家？虽然说“独尊儒术”，但是儒家(更不用说蒋氏之儒教)是否是传统中国唯一主流意识形态，很难讲。经过百余年对传统的肆意践踏，很难说当今中国人还保存有多少传统价值。问题之二是，尽管自由民主产生于西方，但是否它只能在西方生长？马铃薯生于美洲，但是现在却是全球人桌上的食物。第三，这一论证看似原教旨，但是违背了早期儒家视儒学为普适价值、适合所有“华夏”之人(这里“华夏”并非族群，乃是文明②)、甚至包括蛮夷的信条③。 因此，与新儒家不同，本文致力发掘儒家理想政体与自由民主之不同，并进一步给出这种政体优越性的论证。与蒋庆不同，本文的优越性论证，乃普适性论证。这里的儒家理想政体，无论对于儒家、中国人，还是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更好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着重于对当下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但是并非对其全盘否定。下面批评的核心，乃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但是自由民主的其他成分，比如法治(宪政)、权利(自由)等，问题较少，可以基本接受。当然，儒家如何不改变自身特点来接受法治与权利，也是个大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也认为新儒家为此太过削儒家之足，适西方之履，并认为可以有更保持儒家根本精神的认可宪政与自由的方式。对此笔者已有论述，不再重复④ 儒家是个大传统。因此，谈论“儒家”，很容易落入大而无当的境地。本文所论儒家，将基于《孟子》。之所以选择《孟子》，是因为：第一，它是公认的儒家经典之一，至少代表了儒家内部的一个主流传统，而不是为了作者“欲加之罪”，而从两千年儒家传统的犄角旮旯的尘土下翻检出来的；第二，它比《论语》在论证上更详尽些，这使得我们的解读不至于被认为过于随意。因此，贯穿本文，凡提到“儒家”，我们所指的是基于对《孟子》解读的思想，而不是泛指。 一、孟子理想政体的基本要素 对孟子之政府合法性来源及其责任，笔者已有基于对《孟子》文本分析之上的论述，这里只是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⑤。孟子认为民为邦本，即人民之满足乃政权合法性之来源。当统治者不能让其人民安居乐业，他可以被废黜、甚至被革命(《孟子·梁惠王下》)。甚至当作为先祖、神的代表(后来进一步变成了国家象征)之社稷未完成其对人民的义务的时候，也可以变置(《孟子·尽心下》)。 那么，政府要满足人民的什么需求呢？这当然包括了人民物质需要的满足，但也要包括人民精神(人伦)需要的满足。就孟子而言，没有圣人领导的政府，人民不但无法使自己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而且，即使满足了物质需要，人民还可能因为没有五伦而近于禽兽。而只有圣人领导的政府，才能教民以人伦，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就孟子而言，理想政府不但不是当今西方主流思想中的必要的恶、甚至是不必要的恶，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源泉，即必要的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否认人可以脱离人群、社会、政府而存在，或者说，可以脱离这些而存在的，不是真正的人，而最多是像人的禽兽而已。但是，孟子也意识到，人民的道德养成，是以物质满足为基础的，即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又见《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满足人们的(短期与长期的)物质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他们的道德，即政府还要有教化人民的责任。 那么，人民是否满足，判据何来？答案自然是人民，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至此，孟子的理想政体中有了民有与民享。很多心仪儒家，但是又觉得民主不得不接受的学人，也就因此论证儒家与民主是吻合的。但是，他们忘记了，现行自由民主体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治。但是，虽然人民的满足与否自然要人民说了才算，但是，知道人民的满足或不满后，应该如何做，孟子认为，这是人民力所不及的事情。因此孟子坚持大人、小人之分，把治理国家的重担放到了大人肩上(《孟子·滕文公上》)。大人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恻隐之心。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他们还要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治人者食于人”(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