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公司俘获国家和通往“后民主制度”的时代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自2007年国际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各国对全球金融的救助会预示着民主政治重新获得超过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先地位吗？2007-2009年“大衰退”仍然可能演变成21世纪的“大萧条”，现在分析它的后果还为时尚早。然而，当前的危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本质的根本问题。官僚国家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聚合主要与1989年后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有关吗？或者说，这就是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特征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向何处寻找改造当前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和政策呢？ 一、论《后民主制度》 在《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cy)一书中，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性或周期性的，而是展现出一种抛物线的形式。按照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政治通过扩大选民权利、定期选举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政府变得越来越民主化。后民主制度的抛物线形式描绘了代议制民主在现实的民主实践弱化和权力转向更小群体后仍然保留正式地位的趋势。撇开新的民主创新形式不谈，这些和其他的“后民主”趋势已经出现，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证据：第一，各国的数据都表明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的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党党员数量的下降；第二，代议制民主的突变，选民投票的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spectacular politics)不断扩大，以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和媒体噱头等被紧紧控制的景观以及越来越运用公关技术的选民沟通取代了大众的政治辩论。 这样一来，民主政权的形式延续乃至扩张同公众参与的加速衰落和权力在旧精英和新阶级手中的不断集中完全相容。这标志着“公司权力时代在政治上的降临和公民的政治去动员化”，由此民主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控性，堕落成“颠倒的极权主义”。这并不是说民主政权是极权主义政权或者大众民主之后是后民主的财阀政治。相反，这是说代议制民主走向了政治的形式化和对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的脱离。因此，政治代表变成越来越自我指涉的东西，掏空了真正的民主参与内容，从内部改造了代议制民主。从其诞生以来，民主统治就包含着极权主义的种子。 这种演变是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一部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概念二元性和意识形态范式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在这个地带上，名义上的差别仍然存在，但国家与市场之间、“左”与“右”之间、民主与极权之间的差别已经开始消解。就像许多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一样，中央国家和“自由市场”已经相互勾结，牺牲了中间的自我调节机构和地方政府，因此，左翼和右翼变得越来越趋同和相同。这种趋同倾向于以后意识形态的管理主义来取代真正的观念之争。后意识形态的管理主义掩盖了新自由主义正统对中间主义现状的更深刻的信奉，而新自由主义的明显失败如今已经昭然于世了。 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混为一谈。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所开创的新时代事实上没有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在总体经济活动中，公共部门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改变(大约是GDP的35%—40%)，反而增加到45%。正如撒切尔和里根所承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没有缩减国家的边界”，反而把国家管制扩大到新私有化的公共事业和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此外，经济自由化和消除金融管制与中央政府的干预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干预的目标是把市场和国际金融延伸到目前仍然国有的企业和公共服务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和布莱尔把以前的工人运动改造成商业取向的组织，而那些组织已经接受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便为福利改革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提供资金。同样地，他们的中间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哲学综合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最差内容：集权的官僚国家成为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最高保证者，市场则尊崇为满足国家设定的标准和目标的主要实现机制。在“9·11”事件后，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国家的法律权力急剧扩大。与此同时，威权主义和后民主的“市场—国家”诞生了。 当然，这种新的“市场—国家”模式尚未取代目前其他一切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所有旧的中间机构也没有遭到破坏，新的中间机构也没有被边缘化。“市场—国家”仍然被说成是一种宪政安排，根本不同于目前仍然存在的所有现代国家制度：君主国家、王国、领土国家、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博比特(Bobbitt)的系谱分类学指出主要的差别是在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但他没有说明非嵌入的市场——尤其是农业资本主义剩余、非互惠的商业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兴起——对国家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博比特无法解释为什么市场像国家一样是政治现代化起源的核心。他的理论也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早在19世纪中期就诞生了“市场—国家”，当时公司借助金钱对国家的俘获创造了第一种管理主义国家形式和全球化资本。 二、长波：现代国家和市场的形成 1.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比较 如果使经济和政治相融合的市场国家是晚期现代性所特有的东西，那么在构成700年现代时期(从1300年到2000年)的“漫长的数个世纪”所特有的则是支撑战争国家和(后来的)福利国家的集权型财政—军事机器。但是，这里可能并不是如此。从各种对立的国家模式与市场的形成来看，根本的差异是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以及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数千年来，国家法律与市场交换支配了不同的社会，但是，恰恰是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真正嵌入关系转变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唯名论式对立。与主权意志的更大关注相伴随的是，这种唯名论的辩证法巩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各种原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坚持那些原则。与此相连的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的兴起，它们共同取代了古代末期和中世纪那些起源于教会、帝国和复杂中间机构网络的关键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