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6-0053-06 国内学界对国外政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国别研究和问题研究的方法，而较少使用理论化的科学分析或规范分析。实际上，西方政党理论本身是发展的得比较完整的，并且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国内学界对西方政党理论的关注和引介仍显不足。在西方政党理论中，政党类型学(Typology)是它的一个基础部分。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类型学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国内对西方的政党类型学研究已经有一些翻译和评介，如张小劲的研究[1]。本文试图对西方政党类型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并对这些理论发展进行评述。 一、组织学与功能主义：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路径 最早对政党分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他的开创性研究构成了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组织学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以政党组织的规模以及政党与次级团体的关系为维度进行分类。迪维尔热从组织学视角出发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干部型政党主要由少数享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精英组成。这类政党往往是国会议员及其政治网络的松散政治联盟。而群众型政党则拥有健全和完整的政治组织，通过对社会的动员而形成较大的组织规模，而且在政党组织之外还紧密联系着许多次级公民社会团体，譬如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工会、农会等[2]。意大利学者安杰洛·帕内比安科(Angelo Panebianco)提出了更为学理性的组织学分类，将政党分为群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ies)和选举职业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ies)。群众官僚型政党与迪维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内涵相仿，增加“官僚”这一后缀更清晰地表述了群众型政党组织完备的内涵，即强调政党形成了像政府一样的官僚组织结构。选举职业型政党则是试图描述20世纪中后期的政党组织变迁，即政党越来越像一个选举机器。一方面，政党抛开传统的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而通过雇佣公共关系专家和民调技术人员，运用媒体技术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政党领袖以及党内的公职候选人越来越多地直接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政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3]。 另一种路径的开创者是同时期的美国政治学家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他开创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以政党追求的具体目标和承担的相应政治功能为维度进行分类。纽曼以这一视角将政党分为个体表达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社会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social integration)和完全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total integration)。个体表达型政党的功能主要限于对具体社会群体利益的表达。社会整合型政党拥有健全完整的组织，并向党员以及追随群众提供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服务，而党员和群众则以会费或志愿活动来回馈政党，这样政党将党员和群众融入了以政党为中心的社群。完全整合型政党则致力于执掌政权或者激进地改变社会，往往要求其党员对政党的高度认同和无条件服从[4]。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om)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沃林茨(Steven B.Wolinetz)的研究是功能主义路径的另一类发展。斯特罗姆认为，政策、选民和公职是政党竞争行为的三种功能取向。虽然政党在行为时往往综合考虑这三种功能取向，但总是对某一种取向有相对稳定的选择偏好。根据其对这三种取向的选择偏好，斯特罗姆把政党分为追求政策型政党、追求选民型政党和追求公职型政党三类[5]。沃林茨在斯特罗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操作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沃林茨采用四个指标来进一步区分这三类政党：内部政策辩论、选举过程、政策立场和政策支持基础。追求政策型政党在内部政策辩论中花费人力和物力较多，政党成员对政策辩论的参与度较高，政策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政策立场也比较稳定，支持政策产生的相关研究机构也比较发达。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欧洲的多数新左翼政党和自由党、欧洲的部分基督教民主党和极右翼政党都属于追求政策型政党。追求选民型政党将更多资源花费在选举过程之中，政策制定主要集中在领导层，选举中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以适应竞选战略的要求，政策立场缺乏长时期的连贯性，支持政策产生的研究基础也较为缺乏。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党、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政党、德国的基民盟等都属于追求选民型政党。追求公职型政党在内部政策辩论、政策立场和支持政策基础等指标上的特征与追求选民型政党类似，但在选举过程这一指标上却表现出与追求选民型政党明显不同的特征。追求公职型政党更为忽视政策议题在选举中的作用，更加偏好低风险战略，在对新选举手段的运用上也要逊于追求选民型政党。意大利的多数政党(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和荷兰的基督教民主党等都属于追求公职型政党[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