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1)01-0005-07 一、引言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走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处于政治底层的草根百姓，还是身居政治高层的精英，都日益认识到没有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及时跟进，已经取得的经济体制成果不仅不能得到巩固，还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改革某种体制，首先就必须认识这种体制。因此，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加深对现实的和未来的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分析。但政治体制并不是孤立的，制度、体制、机制和行动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研究政治制度显然是不行的。 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几乎没有哪一种政治现象、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不是围绕政治制度的轴心旋转的。有关政治制度的知识则构成政治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制度政治学。要建构制度政治学固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总可以尝试着一步一步地去做。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制度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探索。比如，在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是也在政治体制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治运行过程，它们与政治制度是如何关联的，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何种地位？政治主体的行为和政治运行过程大多是可见的，但政治制度则是隐性的、不可见的，那么，又如何去描述和理解政治制度？在社会转型中制度演化已经成为习惯用语，是否也存在政治制度演化？等等。 二、政治制度研究是完整的政治生活分析的组成部分 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其实都是各种具体关系的总和①，由人的活动引起的各种现实关系总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有机结合成为整体的。表面上分开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其实是由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渗透交错构成的整体系统。这种人类现实生活的整体性也体现在政治生活这一特殊而重要的领域之中。政治生活不仅与现实人的其他生活整合在一起，而且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由不同层面的政治关系交织起来的整体。 对于流行于大陆地区的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来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高高耸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这种政治主要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纵向和横向配置、政治组织和制度、意识形态的构成、政治形态更替的方式和政治发展的趋势。有时人们还关注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众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这些都属于宏观层面的政治生活，关注和研究这部分政治生活的政治学是宏观政治学。当然，传统的政治学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仍然是不全面的。传统政治学注重宏观政治生活的分析，这虽然对于论证刚刚建立的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是必要的、也是部分有效的，但是，当国家的建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现实的任务已经从建立国家转移到建设和管理国家时，仅仅依靠未从整体上加以观照的、从而不是完整的宏观政治学知识就远远不够了。 如何来应对这种因政治生活管理任务的转变而凸现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存量的不足？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学分析都有过教训。处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政治学没有形成清醒的学科发展意识，仍然固守原有那一套适用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需要的政治学研究视角和知识贮备。这种固守又因为当时的政治高层精英仍然沿用政治革命和建立国家的手段来建设和管理国家的错误政治实践所强化。 这种因现实政治生活管理任务的转变而要求有新政治研究跟进的情况，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过。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当美国人终于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一批年轻人越洋跨海到德国学习作为宏观政治学知识的国家理论。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转向建设和管理国家时，多数政治学家们则从宏观层面的政治学研究一下子跃入微观层面的政治学分析，开始关心人们的政治行为、利益集团和政府的运行过程。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研究的这一转变并不成功。因为抛开了宏观层面的政治生活研究，专注于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特别是作为抽象人的个体政治行为，是无法正确解释和规范宏观层面的政治生活运行和发展的。一方面，离开了具体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和支撑，个体的、群体的、集团的和政党的行为、行动和活动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微观政治学的研究也就缺乏科学性；另一方面，离开了政治制度的中介和联结，宏观政治生活运行和发展的微观基础就发挥不了作用。对于美国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知识构成上发生的上述转变，处于计划体制和思想僵化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并没有加以细致的关注，更无法找出这种转换所存在的缺陷，只能习惯性地将这些统统归结为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本性上的没落与腐朽的表现。 这种从宏观政治生活研究一下子跃迁到微观层面的政治生活分析的“断层”现象，直至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出现才得到改观。一批新兴的政治学家用中观层面的政治制度研究“弥合”了先前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断裂。这种弥合式研究首先要归功于经济学对制度主义的重新发现。当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运用新的制度主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大量的经济现象以后，原先对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分析途径抱有成见的政治学家们则正确地区分了新旧制度主义的差别，将制度主义研究从单纯的法律文本考证转向对实践中的活的规则、规范和策略的归纳和概括，从制度的约束性单项功能转向承认制度既具有约束又提供资源的双项功能。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来观察，这种研究的双重转向仍然是未完成时，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最为重要的新的研究议程应当是制度政治学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