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1-0110-16 当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混乱，以至于我们不仅很难将激进的替代性方案与现存的社会条件区分开来，而且难以区别既存政治思潮间的具体差异。所有的传统意识形态看来都难以向一种严肃的政治实践、更不用说革命行动主义提供激励与指引。 很少有人还努力维护意识形态的完整性，结果便是自我矛盾立场的大杂烩。如今我们看到，高调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一种强烈集权的国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头面人物则主张私有化与去规制化，甚至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滑向了陈旧的神秘哲学。这种意识形态混淆并不仅限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弥漫于广大激进分子群体。事实上，如今号称激进运动的许多团体都或多或少迷恋于像“市场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这样的矛盾性观念。 从前，人们往往可以比较容易地区分各种政治倾向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尤其是把激进运动与既存秩序的捍卫者区别开来；如今却已并非如此——政治氛围已经发生如此巨变，以至于政治的首要特征是模糊而不是清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世界各国议会中的不同政党，已很难发现它们明确的分界线，甚至在过去的意识形态对立者比如保守党与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甚或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也是如此。政治原则不断地被稀释为一种政策妥协、权力游戏、钱权交易和个人野心的“拼盘”。 更为糟糕的是，今日激进运动流派中对上述缺陷的认识严重不足，以至于很难促进对其自身政治与实践的意识水平的提高。比如，当今日激进主义者要求政府拥有对市场经济的更大控制时，他们往往在不自觉地重复着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传统主张，尽管他们随后就会批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②社会民主主义自身是政治一致性日趋衰竭的一个典型例子。社会民主主义者曾经被认为拥有一套准备逐渐在发达国家引入社会主义的系统性主张。但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具有长期议会参政的经历，并拥有大量的政府职位；然而，它们不再寻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满足于现状的渐进改善。当然，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历史轨迹自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尔海姆·李普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时代就开始了，此间充满着妥协和庸俗，但这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哥达纲领时的意识形态气氛与我们时代有着显著不同，而信奉安托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理论的当代“运动”也许除了其政治言辞之外，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特征。③同样的混淆也存在于其他传统政治流派之中，尤其是在整个政治图谱都明显右移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政治观点与原则的混乱，得到了某些颇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急切辩护，声称历史上的那些“宏大叙事”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且“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如今，对于一种政治观点来说，重要的不再是它的原则一致性和意识形态连贯性，而是对于那些可能支持它的人来说的趣味性。这种发展趋势的强烈破坏性在于，它把政治话语中的真正内容以及创造一个自由公正社会的目标抽空了。毕竟，如果没有了对这些政治原则的清晰界定，是很难真正坚持它们的。尽管后现代主义充斥于各种激进话语之中，但很显然，真正从“意识形态已经死亡”中得益的只是既存体制。在同样的“后现代”外壳之下，我们听到的是，“世间并不存在真理”和“对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好像个体就是世间的一切。如今道德判断的相对主义化与一个更深层的难题密切相关，即我们正处于一个造就分离的原子而不是全面与负责的人类的社会体制之中——按照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说法，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存在的只是个体。④这种看法在西方世界拥有越来越多的拥戴者，包括在激进运动中。随着公众越来越难以信服社会的确存在，相信它不仅仅是个体参与者的数量总和，相信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超越个体观念的共享历史；日益明显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反道德体制几乎已经促成社会生活与伦理的彻底相对主义化，造成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毁灭性后果。 如果我们被诱使相信所有意识形态已经死亡，那么我们将无法创造对现状的任何意识形态替代；而如果我们被诱使相信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替代，那么我们事实上已经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赞颂既存状态以及一种非理性和反社会的体制的至上性。除非我们允许自己形成与发展挑战主导性观念的替代性选择，否则既存的社会秩序将不可能被改变。相应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资本主义代表着“历史的终结”的声称，将会变成一种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管这些声称无论如何荒唐，却创造了一种奥威尔风格的历时性断裂，把人类活动仅仅局限于动物性的适应，并使狭隘个人利益之外的所有文化或政治介入变得没有意义。 资本主义将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文化顶峰的预言是尤其令人恐怖的。由以社会与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不断增长利润的无限欲求所推动的市场体制，造成笼罩着我们当今社会的诸多难题。尽管当今世界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来创造与维持一个没有物质短缺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广泛的科技革命，但我们仍然未能解决重要的剥削与压迫难题。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世界人口在享受着这种进步的福利成果。与此同时，市场已经扩展到新的领域，以便满足人们贪婪的获利欲望——使经济全球化并借助“私有化”计划大举侵入公共部门，同时，商品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甚至人类基因也可以用来获取专利并买卖赚钱。富裕人群正在变得更加富裕，少数统治集团仍在想方设法地使大众屈从于这种被统治地位，而自然环境的破坏正在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正借助一种复杂的等级化分层被诱骗来反对自身和自然世界。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生活条件是悲惨的，战争依然在持续，社会不安全在增加，民众无权在扩展，而城市正在呈现为文化衰败；与此同时，维持地球生命的气候与生态循环过程的紊乱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和其他复杂生命形式的生存。因而，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当前的理论与意识形态无为状态是严重不合时宜的：身处一个把人类多数置于不安全、受压迫、无权和全球生态不稳定的社会之中，严肃的社会替代性选择是非常迫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