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6-0094-07 一、“后革命”：另一种历史叙事 对于“后”这一新概念的运用，可追溯至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他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时间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出现的一些特征所作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社会现实。”①之后，“后”概念迅速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中扩展，于是出现了种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等。 比较明确地提出“后革命”概念的主要是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他在其所著的《后革命氛围》一书中，用“后革命”概念来论述当代问题，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原先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已与资本主义妥协，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现也加入全球化行列，历史已进入了后革命时期。所谓“后革命”也即在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斗争结束了的一段时期，其间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但更多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相互对话。他指出，把现在的形势描绘为后革命要比后殖民性更确切，因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革命，更倾向于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的变化要求对历史范式进行急迫地思考，继续以革命的范式来书写中国的现代史已经不能满足需求。② 其实“后革命”这个术语，较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使用过。例如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用“后革命社会”来指称以苏联为代表的包括中国、南亚、拉美、非洲等一系列通过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新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打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但是其性质并非马克思所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形式。③ 在学术界，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同样对此问题进行深刻阐述的还有哈贝马斯。一方面，他认为，在革命高潮的18世纪崛起的理性主义所开拓的道路至今未终结，理性对法律、政治、道德、社会影响的积极意义应贯通到今天和未来。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后现代形式，国家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渗透而融为一体，异化已失去了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非人性的苦难形式，人类解放的主题不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去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使原先的革命阶级失去了革命的要求。哈贝马斯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失去了它的鼓动对象……今天即使还存在着批判的头脑，也没有它的心脏了。”④因此他要求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主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人类不应再从阶级斗争中去找解放自身的出路，而只能在普遍的对话、政治权利的普及、民主制的发展中去寻求出路。 事实上，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体制内的革命阶级。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难度在于再也无法确认一个革命的自足的主体，革命的主体正在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彻底改写，革命的目的论也正在被删除。因为经历过第三次产业革命，从事物质劳动的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而且其社会作用也日益减弱，并且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产业中的所谓工人阶级也已经不再是传统产业中的工人阶级，更确切地说，他们大多都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尽可能地在吸收社会主义理想的合理成分，比如高效福利政策的普遍实行，于是工人阶级日益成为体制内的社会群体。这样再寄望于他们为了解放事业砸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可能性，换句话说，革命在现时代只能是一个梦想，于是西方社会里的革命，不得不变成后革命。⑤ 就我国而言，“后革命”时期主要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历史阶段。在这段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转向一心一意地在确保政体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和文化，建立了不同于革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新机制，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得到了普遍尊重。 总之，尽管对于革命与后革命的精确定义和明确划分，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暴力革命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与此相反，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重大生活领域的主体。同时，竞争性的价值多元局面开始出现，开放的精神灌注到社会的各个界面。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理论从对真理化、神圣化的追求走向对自由表达的尊重。 二、相互承认：革命与“后革命”的政治基调转换 从革命时期进入“后革命”时期，人类政治发展又将面临新的考验。在这一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着一系列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之一表现在后革命时期个体对承认的关注和需求程度越来越高。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在古希腊时期，个人与社会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离开了社会共同体，个人的价值是无法实现的；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自然法中，人基本上还是被看作是一种能够结成共同体的存在物，人们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共同体，并在此框架中建构伦理秩序。也就是说，直到中世纪人的主体意识基本上还未形成。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自我价值、意义和自由的追求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旋律，随着卢梭高呼“人是生而自由的”，人一下子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并且其主体地位随后不断彰显。卢梭尤其意识到平等对自由的必要性，他认为作为平等之基的均衡的交往作用使人们摆脱了对于舆论的依赖，完全的交互作用使得全体人民形成共同的目的，从而承认的政治成为了可能，所以查尔斯·泰勒说：“卢梭可以被视为承认话语的先驱者之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