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迪欧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如《主体理论》、《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相比，1998年出版的《元政治学概述》在篇幅上并不引人注目。但这绝不意味着这本著作在地位上要略逊一些。可以看到，巴迪欧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而且，即便是《存在与事件》这样纯哲学味比较浓厚的书，也是以政治关怀为宏旨的。在巴迪欧那里，与其说是用哲学来介入政治，不如说政治本身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哲学思考本身是作为政治性战斗的武器而出现的。这样，当巴迪欧构建了他那特殊的集合论本体论之后，将其指向政治就成为了应有之义。如果说1985年的《政治能思考吗？》直接开启了《存在与事件》中的本体论探索，那么1998年的《元政治学概述》就应该视为对这个探索的政治性回应。而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巴迪欧在2006年的《世界的逻辑》一书。由此可见，《元政治学概述》在巴迪欧的著作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一、元政治学与政治哲学 《元政治学概述》全书由11篇论文构成。这11篇论文在主题上似乎都毫不相关，但是，巴迪欧似乎有意在每一篇论文的末尾用一段文字引出下一篇文章的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整本书看起来具有某种连贯性。不过，从这些看似彼此分立的论文中，我们品读出寓于这些篇目之下的一种隐含的逻辑线索。比如说，整本书的第一篇，以很醒目的标题写着“反‘政治哲学’”。这个标题直接将在全球化时代十分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拿来作为刀俎上的鱼肉，这样，巴迪欧完全可以在解剖了政治哲学的政治性取向之后，用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态度来对待之，这就是“元政治学”。 问题是，巴迪欧为什么要反“政治哲学”？说得明确点，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本身具有天生的局限性，或者说，用哲学来思考政治根本就不是研究政治的恰当方式，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哲学的任务将会导致对政治性的分析……从属于伦理标准。”①而这种让政治从属于伦理的标准的态度，正是巴迪欧十分厌恶的，他将之痛斥为法利塞主义(Pharisaism)②。当一些哲学家隔岸观火式地对真实的政治指手画脚时，他们似乎是将政治当作一种于己无关的东西来进行评述，换句话说，在巴迪欧看来，那些伪善的哲学家们最擅长的东西，就是用他们那尘封多年、锈迹斑斑的钝刀来切割真实政治的肉块。 对于这种哲学态度，巴迪欧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观众”——来形容。这种观众的态度，与哲学自己宣称的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态有关。哲学家们有意将自己置身事外，仿佛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对所发生的事件指指点点。而他们所有对政治的评述，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甚至这样的指指点点对于现实的政治而言，也是无关痛痒的。当哲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试图介入政治，并对参与政治的人物进行批判时，政治哲学的悖论就出现了。巴迪欧以康德为例指出： 康德对作为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历史表象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无限崇拜”，尽管他对于革命风险和革命行为是“无限对立”的。作为一个公共的观众，对大革命可以崇拜，但对于大革命的战士却是鄙夷的。③ 很明显，在康德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对立，一方面，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羡慕不已，而另一方面，康德严厉地抨击了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之类的雅各宾派政治家。在巴迪欧看来，这就是隐藏在政治内部的分裂，即“观众”和“演员”之间的深刻分裂。哲学家作为观众，可以轻易地对事件的发生说三道四，或者说，他们欣赏着事件的正在发生。但是，他们又从观众的角度对处于事件之中的政治角色进行批评，而丝毫不考虑到他们所置身于的情境。因此，诸如康德(在巴迪欧的《元政治学概述》中，还包括汉娜·阿伦特及其法文译者雷诺·达隆妮[Revoult d'Allonnes])之类的政治哲学家仿佛将自己放置在一个世外高人的位置上，静静观赏着世间发生的一切，而这种政治哲学的目的正是让人们都成为观众，观看着所发生的一切。 巴迪欧认为政治哲学之所以存在这种观众的态度，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程序，即用商谈的方式来解决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最终可以达成共识。这个商谈的程序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意见，相反，它提供了让所有意见得以在其中相遇和讨论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巴迪欧认为，政治哲学这种高高在上的程序性操作实际上是将自己作为所有意见的仲裁者，但是它仅仅完成的是对政治意见的搅拌和中和。然而，这样的商谈得到的意见仍然是意见，不会是真理。显然，巴迪欧在这里再次导入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真理和意见的区分，曾经凌驾于意见之上的真理已经在现代社会中以“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将其拉下了神龛，真理作为绝对正确性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更多是意见的讨论的结果，作为人们政治思想的根本认识，毋宁是，在政治哲学家看来，政治真理依附于商谈程序而存在。巴迪欧写道，在政治哲学那里，“单一的真理通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商谈是决定性的”④。 不过，巴迪欧认为，意见始终是意见，即便是商谈的意见也永远不是真理。在具体的政治模式中，这种商谈政治是以议会和投票的形式出现的，而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决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是某种投票的结果，这种投票的结果体现为一种大众意见的折衷或妥协的结果，或者干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意见的折衷或多数人的意见就一定是真理吗？巴迪欧明确指出：“很明显，投票不同于真理。(在保守意见的意义上：正是投票让希特勒，还有贝当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轻松地攫取了政权。)”⑤真理在投票或商谈的政治中始终是隐匿的，其隐匿的原因在于，这种看似公正的政治性程序，在巴迪欧看来实际上掩盖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即这种商谈政治只是“一种政治”(une politique)，而并非“政治”(la politique)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