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非常重要。何谓族际整合？族际整合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指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进程中，国家将不同民族通过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权威结构、关联纽带、规范制度等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和体系状态。① 在族际整合中，语言问题是影响族际整合是否顺利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一种语言化活动，语言又关涉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民族精英必然会以政治权力来决定语言的使用，产生语言政治。因此，关注语言政治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目前关于语言政治的相关研究或者以国别为基础进行阐述、或者侧重于语言的发展与政治，从族际整合的视角研究语言政治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探讨为什么语言在族际整合中具有重要地位？语言政治有何具体表现？语言政治的实质是什么？下文将展开尝试性的探讨。 一、族际整合中的语言：何以重要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必须面对所谓“语言问题”：如何控制语言的分歧，选择哪种语言作为国语，推广国内原有的一种或两种，还是干脆制造一种新的语言？亦即在国家政治、公务、教学、广播、出版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答是决定族际整合是否顺利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语言在族际整合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 第一，语言具有深刻的民族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通过语言表现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尽管不同民族可能使用相同的语言，同一民族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但绝大多数民族都拥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语言渗透着民族情感、民族文化和民族思维等民族心理深层的内容。正如语言学家洪堡（Humboldt）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所说的：“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② 因此，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需要高度重视语言的民族性。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往往就是语言的分界线。虽然这一分界线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但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族际失谐。有鉴于此，中外政治思想家在界定“民族”内涵时，都不得不审慎考虑“语言”这一重要因素对民族形成的影响，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t）认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③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认为“民族是操着同样的语言、具有平等公民权利和爱国权利、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力量和这些力量的活动而结合起来的公民整体”④；约瑟夫·斯大林（Иоси Ф．В．Сталин）认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⑤；安东尼·史密斯（Antony Smith）认为，语言是民族的识别特征之一⑥；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民族是具有假想的血缘关系、语言、种族的体表特征、地域、宗教、风俗习惯的共同体”⑦；孙中山认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⑧，其中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因素。上述种种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无一不重视“语言”在民族内涵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当语言遭遇“种族的偶像（idol of the tribe）⑨，一个民族个别的存在意识就此被唤醒并得以持续，同时藉此形成我群与他群的区隔。这也就意味着，多民族国家在进行族际整合时，不得不考虑如何消解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以期顺利达到族际整合的目标。尽管语言绝非民族构成的唯一的决定性要项，也绝非静态的常量，而是随政治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变量，但正是因为语言的动态变化性，使得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有可能以消除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为切入点，通过消除语言的民族壁垒，弱化“民族”概念，渐次达到族际整合的目标。 第二，语言影响民族观察世界的方式。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Sapir,Edward）非常重视语言与民族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⑩ 按照萨丕尔（Sapir,Edward）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和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比肩前行。虽然他的观点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观察世界的方式。因为文化不仅包括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而且包括这一物质形态于精神层面的投射形式，后者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模塑力量。据此理解，文化有物质和精神两层内涵，其中物质的内涵决定着精神的内涵，而精神的内涵又反作用于物质的内涵。由于精神内涵是思维的展现，思维形式又首先表现和记载在语言里，因此，语言作为文化至关重要的载体，不仅用声音复制观念，而且塑造观念、模塑人们的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1)，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12)。换句话说，语言来源于实践，又影响着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据此，拥有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观察他们所处的世界时，都是戴着民族母语的眼镜。诚如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Isaacs）所言，“使用不同的语法”导致不同的观察与不同的评价。即使是同一个世界，由于所贴的标签不同，也会成为两个世界。(13) 虽然伊氏这一说法略有唯心主义意味，有失偏颇，只顾及语言的标签功能，而忽略了语言的现实本质。但它也的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对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有所影响。 因此，每个人如何看这个世界，语言都居于关键地位；语言既型塑所见，也被所见型塑。各个民族在为自己寻找自我认同和相互关系的新模式中，语言以不同的姿态粉墨登场，成为族际冲突的焦点，变成最方便的政治、社会或民族标志，掩盖了许多更深层的问题，俨然成为矛盾的症结，高高踞于其他因素之上。(14) 作为这种观察世界方式的差异结果，民族之间将会逐渐积淀难以消解的隔膜状态，成为族际冲突的标签。因此，族际整合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语言的整合，消除不同民族对世界因语言视角的观察差异而引起的误解与隔膜。 第三，语言是最重要的民族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他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手势、符号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交际性是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15)“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