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对自己理论的方法和方法论具有高度的自觉。套用康德的话语来说，任何有影响的现代政治哲学体系，首先就是一种方法的学说。笔者曾提出关于政治哲学的规定，即它是研究人的基本政治行为的规范的学科，① 并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做出区别，强调正义能力和规范的独立性以及正义规范的普遍性，② 这些都直接关涉政治哲学的方法。事实上，界定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就揭示了其方法的特征；而在系统地考察、研究和诠证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原则和体系之前，检定其方法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准备。 本文首先分析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和社会的境域，由此种境域的特征来阐释和澄清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方法，同时分析、比较和考察其他相关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方法问题所承带的形而上学问题，揭示其基础的境况。 一、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境域与方法 本文所谓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狭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兴的西方政治哲学。从那时至今，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的时期，而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义务论式的自由主义复居主流。第二，广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指自霍布斯至今、以人的基本政治行为的规范为核心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在狭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这一时段之前，由于人们并非在学科自觉的情况之下从事政治哲学研究，③ 因而也就无法论及其方法自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其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同样也不意味人们没有采用相应的方法，甚至相当重要的方法。一般而言，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哲学乃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发展的产物，是其学术研究之中基础问题分化、综合和融会的结果。 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早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和提出某种包含系统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的思想体系，以从理论上论证构造某种理想的良序的或正义的社会之可能性，并通过现实的活动将这样一套观念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内付诸实现。但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后，④ 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理性要为这种构建承担全部的责任，而无法将其诿之于任何其他的力量或因素；⑤ 第二，人们自主地重建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已成为一种现实，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主流，但即便它是逐渐地推进的，迄今也尚未普遍化。于是，人们关切的重心已不限于构建本身的正当性，也落在了构建的对象即理想的规范和原则的正当性上；或者反过来说，规范和原则的正当与否直接决定了构成本身的正当与否。 与此相应，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境域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意义。比如，霍布斯在建立其学说时所面临的境域与罗尔斯面临的境域就有重大的差别。此种境域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的形成和特点具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因此，理解和把握这种境域是研究和理解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的必要条件。此处所谓境域包含彼此密切相关的两个层面，即理论的境域和现实的境域。 （一）理论境域 关于理论的境域，这里取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分析对象。该著有两个相互支持的目的，即建立一种正义论，发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契约论的基本原理以反对功利主义的理论，因为后者无法支持“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正义理论。⑥ 事实上，在罗尔斯建立其理论之前，已经存在许多相关的理论和学说。他非常清楚自己反对或不同意何种主张，而对自己赞同或倾向的观点也并不满意，即便是他所遵循的洛克、卢梭和康德的观点，在他看来也需要重新组织与构造。⑦ 因此，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现成的观点或理论可直接运用。 当时，罗尔斯理论探讨所面对的，除了各种研究和论述有关社会—国家这类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和原理等的体系学说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和综合交叉的研究成果，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关于人的基本行为与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的研究文献。后面这类理论形态，譬如帕累托最优原理，对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其他部分来说或许可以直接采用，但是，当把它们组合进不同的理论体系或用来重构既有的理论时，会赋予其新的意义。 一般而言，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新观念的提出、新规范或原则的形成还是新理论的构成，其所处的理论境域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态度和方法，即现代认识论转向之后的主体维度，无论是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及其现代变种，还是康德的批判的形而上学，都从主体寻求知识的来源和确定性的根据。康德之后，任何以宗教的名义来确证社会基本规范和原则的做法都失去了正当性，同样，人们也无法再用天赋观念作为理由来为某些观念和原理提供辩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盛行实证主义思潮，人们在研究价值问题和观念时，有意识地规避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和思想，从而最终放弃有关政治哲学的、道德哲学的乃至美学等构造性的精神活动。因为即便是一般的概念和术语，在实证主义那里，也被要求具有与经验实在的某种直接的关联。罗尔斯虽然自觉地回避形而上学问题，却承担起构建现代正义理论体系的重任，从而挽救了现代西方哲学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颓唐之势。而彻底的实证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按照它的标准，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命题也建立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