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约翰·波考克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说到熟悉，早在1990年，张执中就发表了《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一文，使得我们得以初窥其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堂奥，②而近年来，随着公民共和主义和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热销”，波考克的名字更是屡被提及，而他的一些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③说到陌生，直到现在，我们仍没能译出其关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方面的几篇核心论文，④而其在该方法论指导下写就的几部经典著作的中文版也付之阙如。加之波考克古奥晦涩的学院派文风⑤（这与斯金纳轻松明快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学界对波考克尤显隔膜，对其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缺乏必要的常识和准确的理解。⑥而这又反过来阻碍我们向这位学识渊深的思想大家借鉴并应用于我们自身的研究实践。 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剑桥学派“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研究取向是由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首启肇端的，而后由斯金纳将其推至巅峰，以至于有人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⑦这样，在剑桥学派的学术谱系中，波考克似乎处于一种前不立“地”、后不顶“天”的尴尬境地。但是，实际上，在剑桥学派的发展中，波考克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拓荒者。在剑桥学派的成长史上，拉斯莱特只是一个提示未来发展方向的人物，用胡适的话来讲，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后来由于其兴趣旁移，转向人口和社会史研究，⑧从而未能将这一方向深入拓展下去。真正把“情境主义”的研究取向明晰化，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之进行系统思考的则是约翰·波考克。在奠定剑桥思想史学派研究范式的三篇论文中，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一种方法论的探讨》(1962)被誉为是“预兆未来”的经典之作，其刊发时间比邓恩的《观念史的身份》早6年，比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早7年。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波考克首次提出政治思想的身份是历史的；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我们所能采用的最确当的方法就是历史学的方法；我们从政治思想文本中所解读出来的“意义”必须是一种经过历史学的方法而得到确证的意义。⑩作为剑桥学派发展过程中一位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波科克赢得了其前辈和后辈的一致好评。(11)在《近代英国政治话语》这本向波考克“表达爱慕和诚挚敬意”的论文集中，编者写道，“从目前来看，20世纪60年代确实见证了对于政治理论史思考方式的革命性的开端，而更为确定的是：约翰·波考克本人就是最积极和最重要的革命者……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精神世界的广博学识、权威性的著说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继续激励大量历史著作的问世。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从最出色的历史学家那里发出的令人心颤的历史感。”(12) 在剑桥学派内部，波考克是以独树一帜的“语言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而声震学林。正如斯金纳所评价的那样：“约翰·波考克这位历史学家最具特色和最富成果的作为，就是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喜欢称谓的公开辩论的‘语言’之上。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发掘各式各样独特的、政治论辩得以在其中展开的习语和言说模式。”(13)而波考克本人对这一说法也颇为认同，“对我而言，一种政治语言的概念意味着：先前被人们称为、作为一种习惯现在仍然被人们称为政治思想史的，现在可以被更为准确地描述为政治语言史。”(14)并且，以此为中心，波考克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下面，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做一述评。 一 从“哲学的解释”到“历史的解释” 1971年，波考克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年间，那些对政治思想体系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在他们的学科内亲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实际上相当于一场转型。”对于这场转型，波考克自肇始阶段就参与其中，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以阐明这种转型的特征”。(15)在波考克看来，这场转型的实质就在于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确立“一种真正自主的方法”：既然“历史是关乎于事物的发生”，那么这种方法就“把政治思想现象严格地视为是一种历史现象，甚至视为是一种历史事件。由于事物是在一种情境中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境将决定该事件的性质”。(16)通过这种严格的界定，波考克名正言顺地对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做出了这样的定性——“不合法的伪政治思想史”：它主要指洛维乔易(Lovejoy)所代表的、以“观念元”为思想史研究内容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最基本的特点是纯文本性的，它既未揭示这些思想形成时所处的“情境”，也不探究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言说者的“意图”，它只是把思想史建构成经典思想家关于“永恒问题”的持久对话。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方法常常以“影响”或“预兆”的方式来分析文本及思想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于“影响”和“预兆”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历史性的解证，而是一种年代倒错式的拉郎配。(17)波考克认为，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引起的混乱，其根源在于“历史和哲学之间失调的关系”。鉴于此，要成功实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转型，我们必须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重新估量哲学和历史学相遇的方式”(18)：也即要正确地区分“历史的解释”与“哲学的解释”。历史的解释所关注的是“过去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具体到思想史领域，就是关注“过去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以哲学的解释为代表的种种非历史的解释所关注的则是“过去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对身处当下的我到底意味着什么？”(19)波考克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作为思想史家，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重建”某一特定的文本或言说的“历史意义”，也即，作为诠释者，我们所附加在文本或言说中的意义必须是该文本或言说呈现在特定历史场景(historical contexts)中的意义。当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解释活动时，他必定会意识到，他和他的诠释对象并不是处在同一个“概念或意义世界”中，这样，为了确保解释活动的合法性，他必须追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其解释对象（也就是作者）对其词语的使用与他（也就是现代解释者）对其词语的使用是相一致的？因为从解释者的特定立场来看，他必定观察到，解释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必定是如彼特拉克所想象的那种交流：也即其与西塞罗（或李维）之间的那种交流：“你，来自你那个时代的世界，而我，则来自我这个时代的世界”。这样，为了避免“强人以就己”式的误读，为了能与作者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使用某些特定词语，我们必须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并从事一种波考克所称谓的“人文主义”的活动——也就是重建文本写作或言说行动所赖以展开的“意义世界”，也就是“用一种古人或先辈的那个时代的语言来重述古人或先辈的思想，以便理解当如此表达的时候，他所不得不说或必定要说的，以及他所关注的。”(20)但是，在波考克看来，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实践中，这种历史的、人文主义的原则遭到哲学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21)原则的玷污和背叛。用波考克的话来说，“20世纪的人讨厌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他们不愿意从传统中寻找概念工具，而是宁愿构建自己的工具。”(22)其结果造成了历史解释中的“背叛行为的兴盛”。这表现在：秉持操作主义原则的解释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作者在遥远的过去做某一表述究竟有何意指，而是其自身的当下状态可以使这一表述有何意味。他从事于解释活动并不是服务于作者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用中国的话说，他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以霍布斯研究为例，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操作主义者往往只是借霍布斯之“酒杯”来浇自己之“块垒”，从而把霍布斯所不曾有的意图或不可能说的话人为地添加在霍布斯身上。所以历史学家常常向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抱怨道，“说这些话时，霍布斯并不是这个意思，至少并不确切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可能你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发现它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不要在你的思想前加上‘霍布斯曾说过’这样的词语，更不要加上不诚实的现在时——‘霍布斯说’。”(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