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8-0025-10 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格局，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的深入发展。但是，在一百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二十多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①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随着处于“灰色区域”的国家日益增多，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便将这些国家分别贴上了半民主、形式民主、假民主、弱民主、部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虚拟民主的标签。②这一做法标志着民主化研究已经从转型阶段向巩固阶段转变，人们开始对转型之后民主政权的维持和稳定、民主制度的巩固、民主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民主的前景展开广泛的、深入的讨论。 当民主巩固、民主质量的探讨逐渐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们发现，民主化研究中盛行一时的行为者方法或过程分析已经无法解释政治转型之后民主发展的现实。之前曾经被忽视的结构方法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宏观因素在民主巩固进程中成为关键变量，那些解释民主转型动因和过程的方法不再适用于解释民主巩固。由此看来，寻找新的方法来分析转型后的民主发展，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行为者方法 在20世纪50—70年代，研究民主的大多数文献使用的是结构方法。关于民主前提的假设包括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以及能够创造民主生存的外部因素等，其中频繁被提到的民主前提是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政治领导的角色、战略互动以及其他过程因素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强调不够。 20世纪70年代以后，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③。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民主化几乎波及了世界的所有角落——不管是较为发达的国家还是极其贫困的国家，不管是市场经济社会还是传统农业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均卷入了民主变革的运动中。而且，这次民主化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历史趋势面前，大多数新的主流民主化文献不再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而是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战略选择、战略互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如机会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在强调政治领导的独立作用时，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决定主义均遭到拒绝。例如，莱文指出，“有效领导、组织力量、共识形成、对制度化的注意等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结合起来决定性地创造和巩固民主”④。林兹等人指出，“我们认为，政治生存和解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个政治设计的问题”⑤。尽管林兹偶尔也强调过结构因素对民主命运的重要影响，但他总体上认为，政治领导对许多国家民主巩固的成功发挥了决定作用。对此，韩国学者申都哲总结道，“在概念上，一个国家中可行民主的建立不再被看作是高度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相反，它只是被看作是精英中间的战略互动和安排，在不同类型的宪法、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选择的结果。……民主不再被看作是在一个不同的土壤中进行移植的稀少的、脆弱的植物。民主被看作是一个被制造的物品，可以在具有任何民主工匠和改革者的地方产生。通常人们认为民主可以制造和推进，甚至在一个文化和结构条件完全不利的环境下生存和成长”⑥。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斯托已开始挑战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将行为者的能动性纳入民主化研究中，实现了从功能主义方法向过程分析的转变。为了在功能论与过程论之间进行区别，他放弃了一般研究中关于民主“前提”的思路(除了一个背景条件，即国家整合)，将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前阶段、抉择阶段和习惯阶段，并分析了关键行为者在这些阶段的不同作用。⑦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罗斯托将行为者方法通过精英的观念取代了结构方法。此后，行为者分析逐渐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行为者分析的主要途径包括奥唐奈尔、普沃斯基等的“精英内部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以及卡尔和施密特等的“精英—大众互动模式”等。“精英内部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模式”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优先考察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政治转型视为具体环境中各种政治精英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的活动。政治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精英作出政治选择、实施特定的政治战略、策略的活动，其核心是不同政治精英之间互动和战略选择的过程。奥唐奈尔等人在总结关于政治转型的初步结论中指出，“政体转型的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其中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⑧一些研究者如普沃斯基运用博弈论来具体分析精英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探讨了政治精英所选择的策略以及彼此经过理性计算后采取的策略。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倪炎元概括了精英互动过程所包括的若干要素：一是策略互动强调个别行动者的选择，行动者具有自主的辨识和行动能力，不受经济、文化、制度等外在结构的制约，选择本身固然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最终结果还是基于行动者的自主决策；二是为了达成某些选定的目标，任何行动者都拥有若干对行为后果估算的策略，政治转型就是不同政治行为者策略抉择的互动结果；三是由于任何抉择和策略都无法预知后果，因而策略互动论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尽管不确定的程度不同，但通常指行为者在无法知道其他行为者策略情况下的抉择。⑨ 尽管精英互动分析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垂青，但仍有学者指出，仅仅关注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和互动是不够的，民主转型涉及各种各样的行为者，还应当包括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社会运动以及国际行为者。转型研究尤其要注意从精英与社会或大众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卡尔和施密特从政治行为者(精英与大众)的战略变化来划分政治转型的属性空间。他们认为，政治行为者的战略选择促成转型，而战略的具体内容形成政权变革的具体形式，“行为者及其选择的战略界定了转型从而发生的基本属性空间”。按照精英与大众战略互动的关系，他们划分出四种转型的类型：一是协定型，即转型是由各派精英经过协商而达成多边协定。二是强加型，即精英分子使用武力推翻掌权者而单方面有效地促成了政权转变。三是改革型，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把政治妥协的结果强加于现政权而无须诉诸暴力。四是革命型，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在这四种类型之间，还存在着更多的混合类型。现实中发生的政治转型，大多数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⑩吉尔也认为，转型研究过多关注精英的地位，忽略了大众在构造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在东欧、南欧等地区的国家中，精英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博弈对于理解转型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