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7-0076-10 全球化背景下和全球化进程中，政治传播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异常重视的政治战略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证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优越性的雄辩事实，说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治传播的研究。政治传播研究毕竟植根于西方社会，要建构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传播研究新形态，应该首先了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 迄今为止，西方任何一本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在界定“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时候都十分谨慎，均申明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这是因为政治传播这一范畴自身包含着双重的学科要素，即：政治与传播，而这两个学科要素又各自具有理解不同的“广义与狭义”的学科界定，使得“政治传播范畴”本身的界定十分困难：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定义政治传播？此外，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新的研究元素也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原本就没有形成共识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不断受到冲击，这就使进一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面临更大的困难。 目前，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的学者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如被普遍认为的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最早表述是：“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地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1](P15)再如，丹顿与伍德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公民或社会)关于公共资源(如税收)、政府权力(具体由谁来掌握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与公共裁决权(奖惩制度)的分配所进行的决议。”[2](P14)这一定义最终落在“决议”(discussion)这一行为上，强调了政治传播的政治沟通与政治劝服的核心地位。美国民意研究学者默里·艾德尔曼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图像，这幅图像中包含着有意识或潜意识中的政治景象。在他看来政治传播似乎不是一种传播的流动过程，而是由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人们对于政治的种种假设或意向。此外，一些学者如路易斯·奥图拉，将政治传播看作正在遍及社会的超阶级的传播实践中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者缪勒则认为“政治传播是社会阶级、语言及社会化形态的政治结果”。[3]有的学者更深入一步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界定政治传播，如费根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4]他主张从传播的视角来研究比较政治。 上述从政治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是如何有目的应用传播手段以达到博取公众同意与确保法规正常运行的目的。因此，政治传播能够以多种形式存在，从大张旗鼓地政治宣传广告到以国家名义创造的象征符号或神话故事等隐性政治宣传，都是以传播一定的政治信息为目的的。 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查菲。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Pxiii)再如阿尔蒙德和波尔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基本的系统功能，其许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在政治系统中所有主要的改变都牵涉到传播形态的改变，它既可为因也可为果。举例来说，所有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传播的过程；同样的，在不同组织角色中人的协调与控制者需要消息传播。因此，建立新的社会化形态与新的组织都需要传播绩效的改变。”[5](P152)关于政治传播比较权威的定义还有布赖恩·麦克奈尔的观点，他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把政治传播简单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然后又将其范围概括为三个层面：“1.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求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2.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作出的传播活动，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3.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文及政治讨论。”[6](P4) 上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是一种“学科本能”，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介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是问题恰恰出在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它们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偏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未能解决。 在我们看来，对于政治传播的规范和研究，首先要突破政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局限，突破那种只是在具有独立而完整规定性的“政治”与“传播”之“关系”上做文章的思考理路，而是要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两个范畴，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政治的要素，二者有机结构成元态的、完整的、独立的“政治传播”范畴。界定好政治传播范畴，是准确、系统、深入研究政治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二、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谱系 如果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与社会政治行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据有的学者考证，古罗马庞贝的遗迹中就发现了许多政治竞选性的政治广告。有了政治传播也就有了对政治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政治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辩论技巧的精彩陈述。这种探究不仅促进了古希腊修辞学、演讲术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源头，以致对于政治修辞研究的偏爱至今仍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实质是指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西方学者将它简单的划分为初始和成熟两个阶段。尽管在早期的政治传播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珍视的观点，却不能说当时就有了“政治传播学”。美国《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编委会在总序中明确指出：早期的传播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7](总序)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政治传播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然后再审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