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在最近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治学的大量理论成果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实践的直接根据，为中国政治实践提供了科学论证。在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学（尤其是政治学本身）的发展状况作了检讨，在基本满意于既往成绩的同时，也有学者看到中国政治学研究之不足，试图探寻更好的发展理路。（注：参阅谭君久、童之伟：《中国政治学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陈振明：《科学化、现实性与跨学科研究》（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宁骚：《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1999年第6期）；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肖唐镖、陈洪生：《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对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经验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和反思》（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林尚立：《科学的政治学与政治的科学化》（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中国政治学发展及其面临的课题》（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本文一些观点是对时人见解的进一步回应。） 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其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国政治学界似乎没有认真地对待自身的一个基本问题：政治学究竟应当属于人文学科，还是属于社会科学，即它是软性的humanities还是刚性的social sciences？在以往，当我们把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维度置于核心地位的时候，中国政治学中比较偏重于人文科学，而对其科学性的要求便降到次要地位。我不想把人文和科学极端对立起来，但是，两者在许多方面的确有很大出入。因此，我在此提出一个思考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难题的切入点，希望中国政治学能够完成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politics)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s)，进而探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设想。 一 中国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国政治学研究与中国现实尤其是中国政治现实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它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应发挥何种作用，这是一个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科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即political sciences）在中国政治学界不怎么受重视，或者说不怎么受欢迎。在我们的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院里，虽然政治学应当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但学生不在意其重要性的情况并不鲜见，政治学只是作为中国大学各政法学院开设课程时的点缀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我国政治学界，学者们不关注政治学研究动态、鲜明政治学研究成果于自身研究的现象也不少见；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和实践中，远离政治学研究的状况更是普遍现象。 成为政治实践的点缀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这一状态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是不幸的。现在仍然存在着政治家的官方话语对政治学家的学术话语的简单取代现象。政治学是一门与国家、党和政府意志最为密切相关的学科。政治学应与后者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假如一门学科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或“不确定状态”，假如它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缺乏自成一体的“社会评价”，这对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这一状况会导致人们对政治学的持久误解。人们一谈到政治学便会把它同相近学科等同起来或混同起来，不利于政治学自身发展。 由于“政治学”或“政治理论”不是“政治本身”(in itself)，对政治学的领悟也不如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掌握那么直接明了，政治学往往被误解成为仅是一门富于弹性的“基础性”、“修养性”学科，而不是一门也有“技术性”和“操作性”的“硬性”学科（当然，我们也反对政治学研究替代专门公共领域的管理知识和技能的研究）。而这一误解，一方面使它更变成了只是“修养性”的学科，从而变成了可有可无或多余的学科，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学者们忽视了政治学自身应当具有的指导政治实践的操作性或技术性研究。 导致这种不幸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起步迟，总体水平的相对滞后，中国政治学研究过于注重与政治实践结合，导致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长期错位，政治学的侧重点偏颇，中国政治学中充塞着大量“政治觉悟”、“思想觉悟”、“思想感情”、“政治立场”之类的模棱两可的术语。其二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中，作为理论的政治学一直依附于作为实践的政治，“现代的”、“科学的”中国政治学一直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其三是由于政治学与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密切关系，政治学太容易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混淆甚至混同，政治学还没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问题域，政治学的独立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毕竟，政治理论不仅仅是政治实践的点缀。中国政治学要从自身建设出发，解决第一方面和第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来改善中国政治学目前的境遇。至于第二方面的原因，则超出了政治学研究者本身的范围，是一个我们无法从根本上给予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应该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下，尽我们所能地提高政治学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二 政治学和政治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政治学家和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也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它的消极影响表现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与政治政策的研究过于密切甚至混同。政治学往往流为政治，对政府的行为和政策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对政治学的“非人格性”或“超人格性”重视不够。政治学家对自身的“政治人格”过分关注，但对其“学术人格”重视不够。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权力分立、程序价值、司法独立、守法精神，一切能够承载政治理想的信念均频繁不断地跃然纸上。政治学家们为价值、理想、信仰与启蒙倾注了巨大热情，唯独缺少了某种实证根基。不是说政治学家手中没有数据，而是说他们用它来干什么，是用来评判，还是用来鼓吹。
